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从我的经验出发，不一定适用于大家。我自己从事文学批评三十多年了，其实还不止，在1970年代中期，我加入一个区图书馆的书评小组，那时每个图书馆都有工人书评小组，就是组织一批工人或者学生，来讨论文学作品和写书评，也就是最基层的文学评论小组。我当时不是工人，只是一个街道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去参与区图书馆的书评工作。那个书评队伍当时很有名，很多成员后来都成为有名的媒体人，如编辑、记者等等，但后来真正当评论家的很少。这样一个经历对我来说有很深的影响，那时因为是“文革”后期，我们学习的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也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个官员，但那时他已经在“文革”中自杀了。我们接受的文学批评观，就是要更好地领会、执行执政党的意志、政策、方针，然后来指导和批评文学创作，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来衡量文学创作，如果认为一个作品写得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就要批评。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就比作家高一等？作家也是同时代的人，他同样可以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用政策方针和意识形态来指导写作，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拨人来批评、监督创作呢？这个道理很难让人想明白，但如果把文学批评理解为当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它的意义价值本身就是体现在对文学创作的指导和管理之中，那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那个时代写文学批评的人一定会卷到政治斗争中去，或者慢慢往上爬，成为一个“领导”。五六十年代的姚文元、李希凡这是这种人。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对批评的政治本质没有警惕的话，也可能会慢慢地卷到官场，或者说，挤到权力阶层里去。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