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涑丝染缕。”（《徐光启集》第76、78页）他以形象的比喻对《几何原本》一书给予了高度赞扬。
值得注意的是，徐光启在刻印此再校本时，就已经放弃了将未译之后九卷继续译完的打算，他说：“续成大业，未知何曰，未知何人，书以俟焉。”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1615年，天主教教会日奉省区的省长瓦伦逖姆.卡尔瓦罗干预了在中国的这种传教政策。1614年，因为在日本对天主教的迫害狂潮，卡尔瓦罗被迫将在日本的耶稣会总部撤到了澳门。他如果不在中国事务上插上一脚，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在澳门立足。于是他颁布了严厉的布告，禁止使用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教授数学和哲学的工作也被禁止了。”（《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第108页）在他的影响下，北京教会的继任领导人龙华民也不赞同利玛窦的科学传教方针，对翻译科学著作不感兴趣，也不予支持。第二，“当时在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等人对几何学并不精通，尤其对后九卷更是不甚了了”（《徐光启为什么不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
因此可见，1607年《几何原本》的成功翻译是何等的不易！或者说，其得以出版是极其偶然的。一方必须是精通此义又乐于此道的外国传教士，舍利玛窦而无他，另一方必须是立此志向又有此能力的中国学者，非徐光启而莫属。而利、徐二公同在北京又仅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即从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到1607年他为父亲守制而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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