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媚，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已发表“三本书，三种心态——如何探讨费孝通的人类学思想”、“指向心灵的阅读——读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as Author”、“从费孝通的‘海外杂写’看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自觉’”等十余篇学术论文。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是一项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同时也是一项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费孝通为20世纪中国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他的思考和研究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进程；只有理解了他，才可能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未来。理解费孝通意味着理解他的思考方式——“心史”，这一思考方式并非他个人主观的心理活动使然，其本身即具有客观的、集体的性质，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走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费孝通的“心史”，也是在理解这一代知识人所奠定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逻辑和特征。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费孝通身上看到中国学人内在的、延续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中表达自身的。

    我现在有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但还在船上做事情。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子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费孝通

    张冠生笔下的费孝通比阿古什要更进一步，不仅是农民的代言人，更是人民当中杰出的代表。他从时代交替的大背景下摇近镜头，缩小到费孝通祖籍的小镇，再从小镇的街头，转入了费家的院子，然后切换一个时间的长镜头，从费、杨两家祖上名望一直到费孝通父母的活动，为费孝通最终成长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大师奠定了所有客观基础。“父母亲在费孝通出生前后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是充盈其间的高尚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父母博爱的胸襟中，在奶妈乳汁的滋养中，在祖母慈祥的怀抱和目光中，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这一新式样的早期教育环境中，一天天长大。”在张冠生看来，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费孝通是一个道行合一的典范，这一点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以后也不会更改，其人生所有的偶然性都是可以用必然性来解释的。这个基本的逻辑贯穿了张冠生写作的始终。如果说阿古什尚且在写人，张冠生就是在写一个史诗般的传奇。
    虽然两本书在写作方法上都借重史料，力求真实化，但在材料的具体使用上，张冠生强调的是材料占有的广度，不仅给出了详尽的文献出处，并且比照多家资料以备采信，其中也包括对阿古什《费孝通传》的一些极为细致之处进行了质疑。他尽量将费孝通谈论的所有问题都呈现出来，以此来丰富费孝通的形象。不过，他比阿古什更为细致而广泛的材料搜集工作也构成他的最大障碍，将诸多材料综合在一起塑造出一个始终如一的费孝通形象——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其背后的动机总是单纯如一，就是为民生做实事。张冠生以费孝通的行政职务变化为线索描述其一生的上下起伏；他到全国各地的视察活动，被描述为一位榜样性的官员是如何体察民情的——同时也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践“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阿古什的写作则围绕费孝通作为西方化的自由知识分子这条主线，而费孝通在新中国从事大量政府工作这一段经历是阿古什比较注意去处理的。他把这个变化归结为现实政治环境的改变，因而他笔下的费孝通具有前后两个阶段的面貌，以20世纪50__60年代为界，前期的费孝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独立的立场；后期的费孝通则是政府官员，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工作。为使这两段之间的转折衔接更为自然，费孝通的前一个面貌在渐渐隐退，直到80年代以后才似乎完全消失了。
    张冠生对晚年费孝通的言行记录可能是他这本著作最为精彩的地方，也是阿古什所不及之处。他提到费孝通提倡的“补课”与“文化自觉”，是“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然而这条重要的史料之价值未能被充分挖掘，成为一个匆匆的结束语。
    与上述两本传记式的作品不同，《重归“魁阁”》这部文集可以视为一部另类的学术史，它涉及的是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在云南建立燕大一云大实地调查工作站的那段历史。1939年，吴文藻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从这年开始，费孝通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1940年，在日军轰炸下，研究室被迫搬到云南呈贡的魁星阁，从此，“魁阁”社会学工作基地一直存在到1945年共6年时间。全书分为“记忆”和“重访”上下两篇，上篇重构了“魁阁”当年的影像，并总结其成果，升华其精神；下篇从各自研究的角度，找到与“魁阁”相连接的地方来展开，实际上谈的是中国人类学如何继承“魁阁”的研究成果进行当下的研究。书中收录的文章在观点上不乏互相抵牾之处，从上篇开始，有的认为当时出现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学术和声的学者集团，有的认为“魁阁”实际是一个鼓励学术研究多元声音的学术小团体，在对其历史重新回顾的时候不应该只强调一个单调的旋律。这种不和谐的讨论亦影响着下篇对学术继承的不同理解，有的继承了费孝通的“困境”，有的“反思性继承”了“魁阁”学人的思考，不过后者更强调学理内在的关怀，在篇幅和编排布局上也是下篇的核心。从整体上看，这些文章共同构成了一种集体叙事，强化了对“魁阁”时期这一历史的确认感。
    对于费孝通来说，从江村到禄村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他对乡村工业的设想，并且认为在乡村社区面对强大外来挑战的时候，乡绅往往成为凝聚乡土、领导变革、恢复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他对“魁阁”的追念实际表达了自己将一个整体社会的复兴理想冀望于新绅士的作为上。“记忆”篇的开卷是费孝通追忆魁阁的一些文章或者片断，其中他分别谈到了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及吴文藻、同事陶云逵和《禄村农田》之成书经过，回忆了和陶云逵、张之毅、田汝康等人一起工作生活的具体情境。“记忆”篇中的诸篇文章皆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场景进行具体化的细致补充。费孝通的回忆也表明，他的研究在当时只是“魁阁”诸多研究中的一项；然而其后对中国社会科学走势的影响甚大。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费孝通的主要方式及其问题
1.2 如何研究费孝通：由“三圈”展开的论述
1.3 如何拓展人类学史研究：总结、问题与启发
1.4 从作品到思想：对思想史与心态史研究的借鉴
1.5 资料整理与章 节概要
资料搜集与整理
章节内容概要

第二章 见证最后的绅士阶层：费孝通的人生史
第三章 核心圈之书写：绅士与乡土
3.1 《江村经济》与江村意象
马林诺夫斯基的序言：“活历史”与“文化动态论”
丝、航船与绅士：新地方志与帝国史
乡村社区研究谱系中的《江村经济》
费孝通的社会观：“文化”、“社会”与“社区”之关联
3.2 类型比较与乡土丁业实验
从江村到禄村：乡土工业与绅士的责任
乡土社会的伦理：消遣经济与宗教
3.3 被乡土束缚的历史：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
盛名之下
制度与伦理
固定的乡土与漂泊的士人

第四章 绅士：在历史与空间中的讨论
4.1 中国社会结构的纵式探讨：皇权与绅权
4.2 帝国的空间政治结构：城、镇、乡村之关系
4.3 知识分子问题的中断及以后

第五章 中问圈之书写：历史在帝国的边陲
5.1 大瑶山：社会人类学者的初次旅行
患“土地饥饿症”的少数民族农民
在教化之地寻找绅士
帝国历史的延续
5.2 不合时宜的辩论：“民族”、“国家”与“民族一国家”
5.3 中断的使命：民族访问团的“绕境巡游”
帝国心态下的文化多元
民族关系史的视角
如何定义“民族”
5.4 民族、区域与历史：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第六章 海外圈之书写：向西方寻找科学
6.1 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
6.2 世界另一端的帝国

第七章 重归人文世界
第八章 结论：在客观历史的断裂与心史的延续之问书写
8.1 文明与心史
8.2 继承与反思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中文文献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