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萌芽于北京。第一个尝试拍电影的是曾经留学日本学过照相技术的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1905年，谭鑫培六十寿辰之际，他们合作拍摄了一部记录中国京剧舞台表演片断的《定军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据报章记载，影片“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但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发展却是在地处开埠前沿的大上海，几乎所有重要的电影制作机构都聚集在这里。因为上海汲纳百川得世界潮流之先，而当时流行的平民文化和海派文化，正好是中国早期电影取之不竭的艺术营养。
在中国电影草创阶段的电影制作公司中，明星公司是公认的佼佼者。1922年，“明星”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和郑鹧鸪、任矜苹等人(号称“五虎将”)，创办了这家中国资格最老的老牌影片公司，捧出了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宣景琳“四大名旦”。1927年趁天一影片公司改组之际，明星公司又把天一公司的“台柱”胡蝶挖了过来。“明星”人才济济，星光灿烂，极一时之盛。高逸安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后，即以高洁的名字加入该公司，当了一名专演中老年妇人的二三流影星。言慧珠则改名高慧珠，进了上海一所小学附读，过了两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言慧珠来到上海以后，除了上学之外，几乎整天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转。她生性灵巧，嘴巴又甜，不用多少时日，便和一班明星混得火热，俨然成了一个时尚的小明星。明星公司附属有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明星歌咏社”，社里有京戏、唱歌、跳舞等多种娱乐活动，还特聘了京剧教师、琴师，把东西方时尚熔于一炉，许多明星以及与明星公司有关系的人都出入其间。言慧珠天性表现欲极强，何况父亲不在身边，“天高皇帝远”，在京时只敢低声哼哼的唱段，在这里终于有了一展歌喉的机会。高逸安则为言慧珠请了一位京剧教师，名叫穆植田，为她练功说戏。另有一说，言慧珠的蒙师为律佩芳的哥哥律喜云，曾给她说了一出《宇宙锋》。律先生教戏相当认真，连唱腔带身段，整整教了两个来月，以后又说了好几出。言慧珠在“自传”里没有提到这位律喜云，仅写到：
一九三一年，由母亲主张，拜穆植田学戏，学了几个月，因为母亲受不了穆植田流氓手段的迫害，我学戏也就中辍。
穆植田何许人也？他对谁耍了流氓？言慧珠三言两语，笔者难究其详。据坊间传言，高逸安在上海的生活作风也颇“浪漫”，不可能对童年的言慧珠乃至她今后的人生道路没有影响。
由于有母亲的助威，言慧珠还上台彩唱过一回。虽然稚嫩，倒也像模像样。明星们都很喜欢这个“小天使”，无不夸她聪明伶俐又活泼可爱。胡蝶的老搭档郑小秋还给她拉过胡琴，许多人鼓励高逸安让言慧珠从事电影，称其将来准是个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郑小秋是“明星”三巨头之一郑正秋的长子，广东潮阳人，1922年随父来上海投入中国早期电影拓荒者的行列。他一生拍摄和执导的影片不下数十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和胡蝶合作的电影武侠片《火烧红莲寺》。1943年，二十四岁的言慧珠和硬派小生舒适联袂拍摄的电影故事片《逃婚》，就是郑小秋导演的。
笔者以为，少年言慧珠的这段经历，对于她今后数十年的艺术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艺术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包括他的审美取向，涉及艺术家审美心理结构形式及其艺术上的综合素质，包括时代风气之熏染、社会习俗之影响、地理环境文化之教育、师友交游之感染，等等。青年时期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的发育成长期。明星电影公司两年的耳濡目染，无疑对言慧珠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南边，小慧珠又唱又跳不亦乐乎；在北边，言菊朋长吁短叹日坐愁城。慧珠为言家最宠。失去女儿的日子令菊朋生趣索然。为了找回女儿，他决定再次来到上海。恰好这一年开春，上海荣记大舞台到北京约角，言菊朋不惜给苟慧生“挎刀”，第四次来到上海。这是1931年5月的事。
言菊朋一到上海，在忙于拜客酬酢之际，第一要紧的是打听女儿的消息。他听说女儿在上海拜师学戏，不正正经经念书，急得双脚直跺。对于妻子的绝情，他已然心灰意冷；对于女儿，他决不放弃，尤其不能让慧珠跟着母亲混迹于十里洋场。言菊朋在上海有各方面的朋友，其中不乏出名的律师。他决定和高逸安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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