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觚棱转夕晖，翩翩宫叶堕秋衣。<br> 出门尘障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来。<br> 诗写京城的繁华夜景，仿佛天上人间，自己身为其中一员，自然有了一种天上来客的惬意心情。王直方一针见血地说，少游尝因出左掖门作此一绝，识者以为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能远到也。刚刚做了一个小官，便如此炫耀，在仕途上必定不会有大的成功。在秦少游，性格率真如此，要扭捏作态、故意遮掩也难；在王直方，并非出于偏见，而是看到少游政治上如此缺少城府、单纯幼稚，今后必难适应混浊、复杂的官场，也很难在仕途上走得更远。后来少游被贬出京，在仕途上每况愈下，便印证了王直方的先见之明。<br> 多愁善感之人。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少游存世不多的近百首词作中，有31个“愁”字出现在其30首词中，也就是说秦少游大约三分之一的词作中出现过“愁”字。这些“愁”字，对于形成其作品凄婉的风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这样说，少游是千古伤心之人，写出了千古伤心之词。反观少游年少之时并非如此，“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那个时候的秦少游，“少年不识愁滋味”，有的只是一腔为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31个“愁”字，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中后期，即元丰二年(1079)至元符三年(1100)这22年的词作中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少游早期由于人生经历的限制，对人生的艰难、世事的复杂、官场的险恶缺乏认识，显得过于单纯、自信、乐观。当科场失意、仕途波折、爱情挫折、屡遭贬谪等打击接踵而至的时候，少游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他性格中多愁善感的一面便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br> 少游词中，直接写“愁”的词以《千秋岁》为代表，其结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凄厉悲凉，哀怨之极。有人将其与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比，还有人甚至从中读出了少游“殆不久于世”的潜台词。除了直接出现“愁”字的词，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出现“愁”字，却把愁情表现得分外强烈的词作，比如《阮郎归》，据传是描写与长沙义倡饯别场面的，其结句为“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断肠”本来就是形容愁苦、悲伤到极点的意思，然而少游觉得还远远不够。“那堪肠已无”，别人只是断肠，而我的肠早已断光了，想再断肠已经无肠可断，可见其愁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难怪有人读词至此，感慨说：“此等情绪，煞甚伤心。秦七太深刻矣！”(杨慎批《草堂诗余》)<br> 秦少游的许多诗作同样表现出凄婉的风格。仅以其《自作挽词》为例。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五日，少游与东坡相会于海康，以《自作挽词》呈东坡。挽词细致描写了死后丧葬过程的凄凉、寂寞，简直就是其丧礼的提前预演。而“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的诗句，字字含泪，令人不忍卒读。人尚在世，便为自己撰写挽词，虽有鲍照、陶潜等人前例可援，而少游挽词哀怨程度远远超过前人。不仅少游自己这么认为，宋代著名诗评家胡仔也做过细致比较，认为“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br> 秦少游从早年的慷慨豪隽，到后来的抑郁伤感，这固然与其命运多舛、仕途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关，但更多地还是由他的性格和心理所决定。面对差不多同样的命运，甚至更为沉重的打击，苏东坡生性旷达，坦然相对，随遇而安，林语堂称之为“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相比之下，少游缺少的正是这一份旷达和洒脱，面对命运的浮沉起落，心境大喜大悲，情绪大起大落。顺境之时，便觉一片光明；逆境之时，便觉漆黑一片，前程无望，写出“飞红万点愁如海”、“那堪肠已无”等泣血之语，甚至自作挽词。其自作挽词，东坡以为少游“齐生死，了物我”，看破了生死，胡仔则认为以少游的性格其实做不到，“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当然，正是这种多愁善感的性格，丰富了他作品的精神世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就了他婉约派一代至尊的地位。P17-18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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