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年精神”的另一面,“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是从不知收敛自己的锋芒的。即使是周作人,尽管有着温和的个性,尽管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不时呼唤“中和”,但他仍然(至少有时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就相当激烈地批判与否定“非人的文学”。他一口气开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并且断言“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在他开列的应该排斥的书单上,《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笑林广记》等均赫然在目;这就是同时代的一些先驱者都是不能同意的。“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旧戏的全盘否定,周作人也是始作俑者。在《人的文学》里,他就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他曾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断言“中国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后来钱玄同进一步提出遭到很多人非议的“全数封闭”论,不能不说与周作人的鼓吹有关。而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及《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中,对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尖锐批判,更是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之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周作人正是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尽管他本人后来竭力想抹去这一形象;“所向披靡”本身大概就是周作人所厌恶的。也有人出于各种动机试图否认这一形象。这都是徒劳的。历史已经忠实地记下了这一事实:周作人曾经作为“战士”出现在“五四”新文学阵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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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