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以文本为经，历史为纬，采用传记式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审视了我国“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卞之琳的生平及其作品，详细评析了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当代诗坛元老屠岸先生评价说：“汉乐逸的这部论著篇幅不长，但质量很高。其特点是史论结合，繁简得宜，语言精粹，逻辑严密；有如评传，但无某些评传的烦琐考证之弊。曾有一些以文学家为传主的纪实作品，偏重史实，忽略文本；或者反过来，囿于文本，疏离背景。汉乐逸此书二者均不偏废，为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卞之琳文学成就的通道。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摒除了术语的堆砌和理论的玄奥，做到了深入浅出，因而引人入胜。”

    1955年，卞之琳结了婚。（他的妻子青林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以短篇小说而知名。他们在1957年生了一个女儿。）
    在同一年，他到波兰参加了纪念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百年忌辰的大会。密茨凯维支在中国久负盛名，鲁迅曾译过他的一些作品，并给予了高度赞誉；他的代表作《塔杜施先生》的中文版也于1950年出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密茨凯维支诗选》。在波兰停留的一个月间，卞之琳结识了诗人帕布罗·聂鲁达。
    正是在1955年，共产党开展了让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运动。按照梅勒·格尔德曼的说法，这是“社会主义中国规模空前、高强度、全国范围的意识形态重塑运动”。运动的焦点是党对著名作家胡风的批判。胡风是主张评判文学时摒弃纯政治标准的代表人物之一。
    1956年，卞之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公开呼吁对知识分子实行更宽容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概括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虽然意识形态氛围的转变已经酝酿了数月之久，中国作家对新宣布的文化自由政策却反应迟钝。反胡风运动的记忆仍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直到第二年，作家和专业人士们才真正敢对党提出批评。
    就卞之琳个人来说，1956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哈姆雷特》译本的出版。这本书堪称他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碑，将他从事的多种活动暂时汇聚到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翻译艺术的角度看，此书的成就无疑是杰出的。虽然几十年来，莎士比亚早已通过翻译为中国人所熟知，但现有的多数译本都是散文体，包括传奇人物朱生豪（1912-1944）的众多译本。此人虽然缺乏专业训练，并且疾病缠身，却将毕生精力倾注到了莎作的翻译中。
    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译稿实际完成于1954年末，当时朱生豪的译本已经以普及读物的形式出版了。卞之琳在译作完工之前，有意识地没有参考朱的译本。因此，当两个版本的措词偶有雷同的时候，他觉得没有改动的必要。
    卞之琳的译本是以当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的诗体，以其高水准赢得了盛誉，从1956年到1958年就重印了两次。证明其生命力的一个事实是，出版二十年后，它仍被广泛用作大学的教科书。
    这个译本所凝聚的艰辛研究工作至少可追溯到与燕卜荪共事的日子，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重要的预示意义：从此以后，卞之琳将主要扮演学术研究者的角色。这是他译的第一部莎士比亚悲剧，以后他还会译更多，但这方面的工作得等到70年代晚期政治恢复平静的时期才会取得全面突破。

第一章  早年
第二章  三十年代
第三章  战前诗歌
第四章  四十年代
第五章  五十年代
第六章  六十年代及以后
参考书目
引用诗歌全文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