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满”主义自然是受到了西方新兴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是，结果是导致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呢，还是产生各民族平等共处的国家主义？这个问题当时却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尽管有开明志士如蔡元培等也提出要复兴民族，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取代国家主义，更不主张极端的汉族种族主义的思想，这一主张在当时却远远没有成为国人的共识。
尽管早在1903年，蔡元培因不甚赞同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杀尽胡人”的见解，就曾经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所以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因而“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但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排满”的策略已经在革命者内部达成一致。
实际上，在辛亥革命时期，虽然都强调“排满”，但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实现“光复”思想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建立“共和”思想却都拥有广泛的跟随者。而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二者的不同点也为革命者普遍忽略。革命者甚至更多地把具有单纯民族主义倾向的“排满”、“光复”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此激发人们的传统民族意识，推动辛亥革命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一味强调“排满”，却会模糊革命的最终目标。一些敏锐的革命者，也意识到这种宣传的弊病。蔡元培就曾经不无担心地说过：“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认为狭隘的“排满”主义将会给革命带来消极的影响。日后，这种担心果然在辛亥革命后变成了现实。
当然，回顾历史，从今人的视角看来，章太炎的“排满”思想本身也充满了矛盾。武昌起义后，章太炎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中表达的反满思想，和他在早期的《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排满”主张，就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总体上来看，章太炎的思想主要停留在通过“排满”革命来达到新政权建立的目的，而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政权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建设缺乏关心。这其实是当时辛亥时期革命者的一个通病，即只关心日益高涨的“排满”革命实践，却对革命后的建设认识模糊不清，缺乏统一和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革命理论，同时，也忽视了在社会思想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相应变革。这也预示了在1912年前后革命阵营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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