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体”监督的不足之处，还表现监督风险太高，监督过程不够透明。人们常说领导干部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但是，掌握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大量事实的主要是他的下级，特别是直接下级。然而，掌握腐败事实证据的直接下级们，是否举报则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第一，他自己是不是行贿者，如果他自己是一个行贿者，因为怕牵连到自己而不会举报；第二，自己掌握的证据是否有分量，如果举报后不能把县委书记“拉下马”，为了防止“打不着狐狸闹一身臊”而选择不举报；第三，自己举报的人背后有没有保护伞，如果有保护伞并且很强大，有可能把刑事案件变成轻描淡写的党纪处分蒙混过关，或者指示纪委不予立案。“山西省夏县教育局长举报县长遭遇刑事拘留并抄家”的案例，充分说明了基层干部举报贪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正因为这种监督风险的大量存在，使得很多下级人员渐渐养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有的甚至已经默许和容忍贪污腐败行径。然而，这种监督防线的降低，乃至消退，间接地放纵了贪污腐败分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查出的领导干部，在事发前往往给普通老百姓留下的是“有能耐、有魄力”的表现，直至东窗事发，老百姓才知道他是个“腐败分子”。如果说监督的实质就是限权，那么，监督机制问题的真正解决，不能就监督说监督，尤其是不能离开权力的授受关系谈监督，也就是说不能离开干部管理体制谈监督。否则，说得头头是道，对反腐倡廉工作还是于事无补。
笔者以为，当前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一方面要继续建立健全已经存在的党内监督制度，逐步理顺和完善权力授受关系，这其中关键是要把握好这样两个环节：一是对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做出禁止性规定。党委书记在一个地方“负总责”，处于总揽全局的核心位置，一言九鼎，位高权重。一旦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就等于取消了人大对党委的监督，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实不可取，应该禁止。二是要改革选举制度。从理论上讲，地方党委书记，是由上级党委考察推荐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但是在实践中，“上级党委考察推荐”一条腿比较硬；“党代表选举产生”一条腿比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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