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其人其著
　　(以下文字应视为完全出自课本或百科辞典之类。不读也无妨，只需参阅以下文献：
　　—A.孔帕尼翁：《巴尔特》，载《通用大百科全书》补卷，1981
　　—S.杜布罗夫斯基：《为什么需要新批评？》，巴黎，法兰西信使出版社，1966
　　—J.克里斯特娃：“符号学”词条，《通用大百科全书》卷XIV，
　　—Ph.罗歇：《罗兰·巴尔特——文本：科学与快乐》，见《厨房里的上帝：法国哲学20年》，J.J.布洛歇编辑，巴黎，欧比耶书局，1978)
　　罗兰·巴尔特1915年生于谢尔堡，1980年殁于巴黎。除了父亲很早死于海战(1916)以外，巴尔特一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父亲路易·巴尔特当时是海军中尉，最初在巴尧纳，后来在巴黎。罗兰·巴尔特的母亲把他抚养成人，所以他对母亲怀有深深的眷恋。在最后一部著作《明室》里，他提到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刚刚丧失“这个特殊的灵魂”不久。“按照人们的期待，我饱受煎熬是由于一生跟她一起度过；我受的折磨其实来自她是怎样一个人。”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1975)和记者访谈当中，这位作家多次描述过环境对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影响——外省(“我觉得我的‘家乡’ 在西南地区”)和不清不白的阶级出身：“四分之一小资产阶级，四分之一旧日贵族，另外四分之二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加在一起的整体又饱受家道日益窘迫之苦。”
　　1934年，巴尔特首次受到肺结核病患的打击，致一生饱受折磨，直到1947年，学习生活也深受其影响。“那个时期，那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样态，一种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抉择。”退居疗养的年代，特别是在圣伊莱疗养院土圩分院的那几年，不仅有罹病之身的体验，还有邂逅、阅读，以及利用它们所带来的便利踏上写作之途，这些都有助于确定其从事文学的心愿，也是一种非典型的“生涯”的理由：在国外的职务(布加勒斯特和亚历山大利亚)和后来在外交部文化关系处的公职。所以，巴尔特是在大学之外开始发表作品的，从1947年起，先在《战斗报》上，后在许多期刊和报纸上。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的位置上，他先后从事过词汇学和社会学研究，但是真正执鞭授课却是从高等研究试验学院开始的(1960)。1976年，巴尔特膺选为法兰西公学的讲座教授(文学符号学)。
　　1980年2月，罗兰·巴尔特遭遇车祸，3月26日辞世。虽然时而被视为符号学家，时而被视为散文家、哲学家和作家，巴尔特留下的著作的多样性却显示出他对文学分析的从始至终的兴趣。他以“新批评”的最显赫的倡导者知名，但是，按照他自己的提法，这个标签涵盖不了他的多种多样的“介入”。
　　自从出版第一本书起，他就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气象。自巴什拉和瓦莱里以后，尽管曾经有过像迪博岱、雅克·里维尔、杜博斯和菲尔南德斯这样的文人，但是文学批评的影响和生气似乎在不断减弱。总之，没有任何迹象预示“文本的文本”将大行其道，更无人能够想象,批评活动、“文本研究方法”、“文本科学”将会成为意识形态、哲学甚至政治斗争的战场，因为那时正逢各种凶险、大屠杀和法西斯主义的肆虐刚刚过去，勒内·沙尔重新提出赫尔德林的问题：“灾难时期要诗人有什么用？” 然而，疑问又变成了确定的信念：我们不仅需要诗歌，也需要诗歌理论家；不仅需要文学(即后来的“新小说”)，也需要“新批评”。
　　因此，巴尔特革命使得科学、政治和哲学这些看起来远离文学事业的领域将围绕着文本问题聚拢。不过，1953年发表的《写作的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文学思想受到一个名字的支配：萨特，而且不断受到布朗肖的深刻影响，尽管后者的著述在很长时期内仅见于零散的文章。此外，另一部比较偏专的著作不可不提：雷奥·施皮策的《风格研究》(Stilstudien，慕尼黑，1928)。
　　罗兰·巴尔特的新颖之处是他一举跨越了三个不同的大课题。这种跨越开始于《写作的零度》，运用对位法艺术完成，而且使他永远是一匹脱缰之马。形式化的风格研究总是要冒技术至上主义的风险，他却把著作者的身体还给了“风格”：“风格是一种心情的变化活动”，是“个体神话学的自足的言语行为”。他很快就用一个叫文本的东西取代了“把人对象化”的萨特的著作，而且用“什么是写作”的问题意义深远地取代了“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功能”和“形式化的现实”，“写作”的位置在某一时代的作家所共有的“语言”与风格之间：它“联系着创作和社会”。它的发明者致力于把这个中间的和媒介的范畴变成一个自由的空间，同时也变成一个政治的空间，因为“历史从中显露”。超越萨特使巴尔特掌握了重申文学的“介入”问题的手段：
　　正因为没有无言语行为的思想，所以形式成了文学责任的最根本的和最终的体现；又因为社会未能和睦相安，所以对于作家来说，必要的和必然有所取向的言语行为是一种被撕裂的生存条件。”(DZ，61)
　　撕裂是萨特的主题，但是它来自布朗肖。布朗肖(对马拉美和卡夫卡)的研究把一门作品的现象学当作他视文学为“检验不可能性”的思想的基础。罗兰·巴尔特紧随其后，认为“现代性”开始于“探讨一种不可能的文学”。巴尔特的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也是布朗肖的，即被反复提到的俄耳甫斯的神话。莫里斯·布朗肖在《文学的空间》一书开头有一条提示：有关“俄耳甫斯的顾盼”几页将是全书的核心。写作在书中被视为不可能有起始点的一个绝对的悖论：“只有达到了非得进入写作活动所开辟的空间不可的时刻，人们才会写作。为了写作，必须已经在写作了。”
　　可是，在《写作的零度》里，俄耳甫斯不止一个，而是两个。这足以说明这本双面亚努斯之书依赖什么样的妥协。一个是布朗肖的，即提到马拉美和沉默时所说的那个俄耳甫斯。另一个更早出现，在文本第一页就提到了：一个更谨慎的、社交关系当中(少了一些形而上学)的俄耳甫斯。有关后者的神话指作家的社会性和面对语言的地位，因为语言是一个“几何学方位，作家在此正如回首顾盼的俄耳甫斯，无论说什么都必然会丧失行为的稳定意义和重要的社会性举动”(DZ，12)。这后一个俄耳甫斯能够说明巴尔特的探索当中无疑最新颖的东西，也是使他暂时脱离现象学的东西：既承认语言是一种视野(从而把文学直接带入言语行为的大课题)，又提出(不妨称之为)作家的社会生物性。
　　除了惊讶之外，也许它还引起了其他一些时下效果，《写作的零度》令人眼花缭乱。巴尔特紧接着发表了《米什莱自述》(1954)，这本书彰显了在巴什拉启发下的所谓“主题”批评。
　　这种批评当时面临两个竞争者：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心理分析学批评。二者遇到了同样的难题：都不具备方法论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它们各自只有一位孤零零的倡导者得到证明：吕西安·高德曼和查理·莫洪，且不说二人都小心地自称跨越其他理论领域。高德曼(见他的《隐身上帝》一书，1955)提出一种把作品和生产它们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的“社会学主义”，同时以一种想象域的“结构主义”自命。莫洪(《让·拉辛的作品和生活中的无意识》，1957)则提出一种整合弗洛伊德或巴什拉的方法的心理批评，可是，他的方法和声言拒绝无所不包的心理分析，这反倒使他最接近“主题分析派”。
　　“主题分析派”都有哪些人？其实，这个名字囊括十分不同的观念和实践。乔治·布莱认为，这是一种“从事鉴别的批评”和回忆活动。读者(作为好读者的评论家)热情地参与作品的生命，通过回忆搜集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里的“共同主题”，以便找出“彼此联系的各个部分的终极整体性”。乔治·布莱的高足让皮埃尔·理查则把寻找“作品没有明说的东西”、“灵动的想象力”的形式与研究施指（signifiants）的游戏结合起来(让皮埃尔·理查《文学与感觉》，1954；《诗歌与深度》，1955)。
　　《文学与感觉》与巴尔特的《米什莱》同一年出版。暂且不谈“学派”，这两本著作其实已经很接近，随后又有了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障碍》(1957)一书，后者的萨特式分析越来越倾向于心理分析学。这种演变也可以在此后不久的塞尔日·杜布洛夫斯基著作里看到 (《高乃伊或主人公的辩证法》，1964)。
　　这些“第一代”批评家所处的局面里有一种明显的反常现象：其他批评方法都力求从它们所参照的“理论”当中获取支持(参照心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主题批评却标榜多重性、非教条主义，甚至兼收并蓄，因此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方法论群体。毋宁说是一些相通之处，兴趣的交集，阅读的分享。这种“新批评”人们刚刚看到，第二代批评家就涌现出来了：20世纪60年代的“新新批评”更富于战斗性，更关注把文本分析跟意识形态斗争联系起来。
　　对于巴尔特来说，这场运动来得十分迅猛，特别是因为他的每一部著作从这时起都包含着自我超越的原则和计划。他的《米什莱》是一种亵渎，因为它把解读追溯到一个血液的源头，用一个“超性别”的雌雄同体的幻象喻指历史学家米什莱，可是为主题批评奠定了一块裸露的基石：一个从话语的“密码”里寻找“顽念的有组织的网络”的计划。不过，巴尔特永远不会是对这种“主题主义”作出形式化表述之人。
　　不过，这也许是巴尔特谈论罗布格里耶的原因。1954年，他在《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橡皮》的书评，题为《客观的文学》。这一篇文章似乎把这位新小说作家的“白色对象”追溯到马拉美的白色的写作，把“闲闻逸事的零状态”与“写作的零度”挂上了钩。不过，巴尔特特别提到罗布格里耶的不露声色的“物体的阵列”，说“它们彻底远离心理分析”，进而从这种写作里看到了一种脱离“古典主义作家的主题”的反复。
　　一场文本的往返从此在罗布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1963)和后来的布托尔以及评论者之间展开。传统的“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分野好像不见了。
　　这种往返 1957年再次出现，巴尔特围绕着“真实的法国”编织起精妙和饱含嘲讽的《神话集》。主题(《米什莱》)和当代神话(《神话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重复。事物一经反复言说便有了意义。从文学符号的出笼，到社会符号的现身，符号学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延续了大约十年：这是一个梦见自己成为科学的时期，也是一个讲述这个梦想的时期。
　　从建立符号科学到建立文本科学，关键看来是要为人文科学的拼花图案补上那块缺失的嵌石。人文科学，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严谨文风所代表的人类学，已经拿出了模型和参照系。还有，既然文学也是“用语言创造的”，那么它也应该参照语言学：索绪尔，雅各布逊，班维尼斯特。在这些学科的保障之外，还应当加上名闻遐迩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茨维坦·托多罗夫此时刚刚发表了一部他们的《文选》，一个群体于是形成，指挥部设在高等研究试验学院，这里有一份由“大众沟通研究所”(CECMAS)发行的《沟通》杂志。这个机构如今叫“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跨学科研究所”(CETSAS)，它主持刊行了数期《沟通》(第4、8、11、16期)。它还有几支同盟军：《如是》和“新小说家”索莱尔斯、法耶、普雷奈、李加杜。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法国作家和文艺评论家，20世纪60和70年代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先锋派杂志《如是》和文学杂志《无限》的创办人之一。让皮埃尔·法耶（Jean Pierre Faye，1925—)，法国哲学家和作家。1964 年发表小说《闸门》。他长期与德勒兹和德里达等人合作并撰写文学评论，有《叙事理论和专制语言》等知名论文，亦为《如是》的创办人之一。
　　至于小小的核心本身，除了托多罗夫以外，还包括1966年出版了《修辞格》第一卷的新修辞学家吉拉尔·热奈特、逻辑学家布雷蒙、语义学家格雷玛斯、“电影学家”克里斯特安·麦茨。
　　一切都为拉辛之争做好了铺垫，无论人们是否乐意，这场论战将是某种意义上的结构主义之战。
　　……

序幕：往事溟濛
第一部分 假巴尔特
1  串通撒谎的批评
2  其人其著
第二部分 罗兰·巴尔特：以退为进
1  螺旋式的"大词儿"
2  神话
3  文本
4  双重骗术
第三部分 《罗兰·巴尔特自述》或故事三则
1  《罗兰·巴尔特自述》或一本自我说明书
2  关于一个相当浪漫的文本
3  《明室》，或失而复得的影像
第四部分 艾尔蓓
1  "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故事"
2  现代性的意识和悲剧
3  介入的零度
4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答复加缪
5  注视的权利
6  时尚和前卫
7  《如是》阵营：是团结一致还是"虚情假意"？
8  山中，此地，彼处
幕落
参考文献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