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杜兰特(Will Dmrant，1885—1981)，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杜威的导下攻读哲学，I917年获哥大博士学位。1926年，他出版了《哲学的故事》，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随后，他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广受好评的重要著作——II卷的《世界文明史》o 他于1968年获得普利策奖，1977年获得自由勋章奖。终其一生，杜兰特都热情致力于将哲学和知识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

　　本书从宗教战争的硝烟中燃起了一道教训：任何宗教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若不面临挑战而显得至高无上，它就会趋向不宽容。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提供这种信仰上的竞争，使得每种宗教奋力而为，提醒它们宽容大量，并且把自由的热望与尝试带给我们脆弱的心灵。
　　“世界文明史”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历时四十余年写就的旷世巨著，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荣获196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77年自由勋章奖。这套书总共11卷，记载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文明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作者对于“世界的”“历史的”这样的宏大叙事选择了从思想的角度切入，用文明的线索贯穿。奥斯卡?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却很少有人能记录历史。”杜兰特这两样都做到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体现文明的发展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一主旨。因此，“世界文明史”绝对不是有关历史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一种堆积。杜兰特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诸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举重若轻中赫然呈现。杜兰特用他那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事实：许多往昔的文明留下来的财富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闪亮的主线。
　　杜威说，这是一套很有用的书。季羡林说，这是一套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

　　威尔·杜兰特夫妇共同撰写了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该书使他们成为当前最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学家、历史学家。
　　——《不列颠百科全书》
　　他的叙述高潮迭起，喜剧性强；他的风格流畅而富有机智。正因为这些突出的特点，加之本书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所以我们极力推荐，此书值得珍藏。
　　——《图书馆》杂志
　　威尔·杜兰特夫妇的叙述明晓流畅。该书的政治部分读起来津津有味，而此书真正的精华在于它如何叙述出当代人的思想，这是一套值得大力推荐的好书！
　　——《时代周刊》
　　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各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他是学术领域一名空前成功的冒险家。我很敬佩他，同时，也为中国读者感到庆幸。
　　——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季羡林
　　私家撰述，见识超凡。以一人之力撰成史学上一大巨构：耗四十年光阴，终成一家之言。与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可谓前后辉映，中西媲美。
　　——北大教授、著名学者汤一介

　　督教的贡献
　　宗教乃是知识界最后才开始了解的东西。年轻时，我们可能以一种自豪之优越感，对受人珍视之宗教加以轻视；在疑惑之年，却眼见它在一个世俗科学化的时代里，竟能繁荣发展，且又历经伊壁鸠鲁（Epicurus）、卢克莱修（Lucretius）、琉善（Lucian）、马基雅弗利（Niccoló Machiavelli）、休谟（David Hume）与伏尔泰（Voltaire）等人的致命打击之后，还能悠悠复活，我们确实惊异。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此种恢复力之奥秘究竟何在?
　　即使最睿智者想要妥适解答，恐怕也需阅历百世才能办到。他可能先得认清：即使在科学发达之际，仍有无数现象无法以自然原因、数量及必然结果立即予以解释。心灵之神秘仍非心理学之公式所能表现。在物理学方面，支持科学定理成立的令人震惊的同一个自然秩序，仍可能合理地维系对宇宙神灵的一种宗教信仰。我们的知识如同在无知的大漠中一座渐渐消退的海市蜃楼。生命已非全不可知；任何无法解释的现象，都被假设有自然或超自然之起源，有时这样假设，有时那样假设；在相互矛盾的事实前，唯有少数人能坚持不予评断。人类大部分仍将神秘的事物或事件，归因于凌驾在“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之上的超自然物。宗教一向即为对超自然物的崇拜——包括慰藉、祈求或膜拜。芸芸众生，尽为生命所苦，倘自然之力无济于事，他们乃转而求诸超自然之掖助；于是他们由衷地感激并接受那能带给生存以尊严与希望，能带给世界以秩序及意义之诸般信仰；倘若他们不能相信自然之残酷无情，历史之奸诈血腥，以及他们自己身受之苦难与剥夺，乃属于人所不可思议的神之设计的一部分，他们便很难耐心忍受凡此种种之痛苦。无人能知其原因或命运的宇宙，不啻是一所知识的监狱；我们总希望相信这一出伟大戏剧有一个公正的作者和一个高远的目标。
　　尤有甚者，我们都渴望生存，我们觉得大自然生生不息地孕育人类与心灵，而其目的却只是待他们发展成熟时一举消灭之，这诚难令人理解。科学给予人越来越大的权力，反而使人越来越微不足道；它改进了人之工具，但疏忽了它的目的；它对人类终极之起源、价值与目的，不发一言；它并未赋予生命、历史以意义或价值，这些是不因死亡或悠长时间而取消的。因此，人们宁取自己觉得可靠的感性，而不取并不那么确切实际的理性。他们在厌倦恼对凡世的思考以及探索自然所感到的惶惑无助后，乃竭诚欢迎一个权威教会之引导，悔罪之洗净以及历经考验后而长久建立的坚定教条。由于不愿失败，不愿所爱者被剥夺离去，再由于罪的阴影与死亡的恐惧，人们乃觉得自己为上天所救赎，因而洗除罪恶与恐怖，受到希望之慰藉与激发，并升到一种如神一样的永生境地。
　　同时，宗教也带给社会与国家错综而普遍之影响。传统的仪式抚慰了精神，并联系了世世代代的子孙。地方教会将个体集合成社群，成为一个大家庭。英国大教堂则成为统一自治区的产物与夸耀物。生命得到神圣艺术之润饰，而宗教音乐也将舒缓、和谐注入人类心灵与群体之中。宗教对与我们本性相违、对文明不可缺之道德典范，提供了超自然之制裁与支持——无所不见之神灵、永生受罚之威胁、万世至福之许诺，以及不尚人间脆弱之权威而尚天上神力之圣训。我们的本能乃经过1 000个世纪之不安与追逐所陶铸而成；这些本能使我们适合成为凶悍之猎夫与贪婪之多妻者而非和平之市民；它们曾具有之活力胜过目前社会之需要；欲使社会文明，人们就必须每天百次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节制这些本能。远在史前时期，家庭与国家早已乞援于宗教以缓和人类野蛮之冲动。父母发现宗教可驯服任性的孩子使之趋于中庸与自制；教育家则珍视其为陶冶青年之无上法门；而政府亦久已寻求与宗教合作，以便从人类分裂之自我主义与自然之无政府状态中，陶铸出社会秩序来。倘若宗教不曾存在，则大立法家像汉谟拉比（Hammurabi）、摩西（Moses）、莱喀古斯（Lycurgus）与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也必会发明出来。但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如此，因为宗教乃自动并不断地发自人类之需要与愿望。
　　从君士坦丁（Constantine）到但丁（Dante），经过了千年风雨，基督教会终将宗教这份礼物赠给了人类。该教会将耶稣的形象铸成德行的神圣化身，借以使粗鲁的野蛮人归向文明。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种信条，使得每个不论多么卑微的生命，都成为一个崇高的宇宙剧的一部分；它将每一个人和创造他的上帝极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位创造者，曾经在《圣经》中训诲大家，并订出一种道德典范；他曾经降自天堂，为救赎人类的罪恶而备受侮辱甚至死亡；曾经建立教会，作为他圣训的宝库与他权威的世俗代表。这部伟大的戏剧年复一年地滋长着；圣者与殉道者为其教义而死，并将楷模留赠给一般信徒。各种形式的艺术与成千上万的作品在解释这一戏剧，而使其永生在每个人甚至不识字者的心灵中。圣母玛利亚因而成为“所有诗歌中最纯美的花朵”，成为女性温柔体贴与母爱的典型，成为最柔和的圣歌与祈祷的接受对象，也成为雄伟的建筑、雕刻、绘画、诗歌与音乐的灵感之源。感人的仪式每天从百万圣坛以及弥撒那种神秘而崇高的庄严中升起。忏悔与苦行净化了悔悟的罪人，祈祷则安慰并使其坚强。圣餐使他凛然与耶稣基督同在，而临终圣礼之洗涤、涂油，乃使其期待天堂。在对人类的服务上，宗教绝少发展成如此之多彩多姿。
　　教会之鼎盛，乃是凭着其教义之安慰、仪式之魔力、信徒之高尚道德、主教之勇气、热诚与圣洁；主教法庭之公正，乃取代了由罗马帝国政府所空出的席位，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黑暗时代（约从524年到1079年间）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源泉。西方经过野蛮民族涌入意大利、法国、英国与西班牙之后，欧洲文明之复活实得力于教会而非其他任何机构。教会之僧侣开垦荒地，其修道院赈济穷民，教育孩童，并安顿旅客；其医院则收容病患与无告者；其修女院则庇护孤寡妇女，将她们母性的冲动转移做社会服务之用；修女独力教养女孩子，达数世纪之久。古典文化之所以没完全丧失在文盲之洪流里，乃因僧侣们在允许着手对许多异教抄本予以摧毁之余，还抄录并保留了其中成千的作品，因而乃延续了用以书写的希腊文与拉丁文；文艺复兴时代之人文主义者便在圣高尔（St.Gall）、富尔达（Fulda）、蒙特?卡昔诺（Monte Cassino）等地的教会图书馆，发现了从未听过耶稣之名的灿烂文明的珍贵遗物。从安布罗西（Ambrose）到沃尔西（Wolsey），凡千年之久，其间从事于训练西欧之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家与阁部大臣工作的，即为教会；欧洲中古之政治可以说是建立在教会之上。从阿贝拉尔（Abélard）之诞生算起，建立大学与哥特式教堂，以供知识分子以及虔诚之人们安栖者，亦为教会。在教会之保护下，经院派哲学家乃恢复古人试图以理性解释人生与命运之企图。几乎整整9个世纪，欧洲所有的艺术，几乎都受到教会的启发与资助；即使艺术染上异教色彩，文艺复兴时的教父们，仍然继续给予资助。音乐在达成较高的形式时，无疑是教会的女儿。
　　更重要者，当教会之发展如日中天之际，还带给欧洲各国一种国际道德规范与政府。恰似教会在学校里所教的拉丁文（人们）以之作为各国学术、文学、科学与哲学之统一媒介（人们）亦似天主教以教义与仪式带给尚未分成列国的欧洲一种宗教上的一统，罗马教会乃以其神圣建筑与精神领导权，倡言自己为一国际法庭，而使所有君主与国家，均须对之负起道义责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拟订了欧洲基督共和国之教旨；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则在卡诺沙（Canossa）一地向格列高利屈服而承认了此一事实（1077年）；一个世纪之后，较为强硬的君王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长期的抵抗之后，也在威尼斯向那位较为软弱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卑躬屈膝；在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更大大地提高了教皇的权力与威望。这样，格列高利希盼着的一个道德上的超级国家理想，一时之间，似乎已经实现。
　　然此一美梦，终因人性而宣告破灭。教皇的司法人员同样讲人情、怀偏见、爱钱财，甚至敲诈勒索；而同样是人的国王与人民，当然也不满任何超国家之权力存在。法国日渐增加之财富，激发其国家主权之雄心；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即为法国境内教会财产的所有权而向教皇博尼费斯八世（Boniface Ⅷ）挑战并获得成功；国王之使臣将年老之教皇拘押于阿纳尼（Anagni）达三天之久，而博尼费斯不久之后也一命呜呼（1303年）。宗教改革的基本层面之一——俗世君主对抗教皇——乃于焉开始。

第一部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第一章 罗马天主教会（1300—1517）
第二章 英国：威克利夫、乔叟与大叛乱（1308—1400）
第三章 法国受围（1300—1461）
第四章 法国的复兴（1453—1515）
第五章 15 世纪的英国（1399—1509）
第六章 勃艮第之插曲（1363—1515）
第七章 中古欧洲（1300—1460）
第八章 西斯拉夫族（1300—1517）
第九章 奥斯曼帝国情势（1300—1516）
第十章 葡萄牙开创商业革命（1300—1517）
第十一章 西班牙（1300—1517）
第十二章 知识的成长（1300—1517）
第十三章 海洋的征服（1492—1517）
第十四章 伊拉斯谟先驱（1469—1517）
第十五章 路德前夕的日耳曼（1453—1517）
第二部 宗教改革
第一章 马丁?路德：日耳曼的宗教改革（1517—1524）
第二章 社会革命（1522—1536）
第三章 茨温利：宗教改革在瑞士（1477—1531）
第四章 路德与伊拉斯谟（1517—1536）
[下册]
第五章 宗教战争（1525—1560）
第六章 加尔文这个人（1509—1564）
第七章 弗朗西斯一世与法国宗教改革（1515—1559）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红衣主教沃尔西（1509—1529）
第九章 亨利八世与莫尔（1529—1535）
第十章 亨利八世与修道院（1535—1547）
第十一章 爱德华六世与玛丽?都铎（1547—1558）
第十二章 从罗伯特?普鲁斯到约翰? 诺克斯（1300—1561）
第十三章 移民之改教运动（1517—1560）
第三部 宗教改革之余响
第一章 俄罗斯的统一（1300—1584）
第二章 回教徒的天赋（1258—1520）
第三章 苏里曼大帝（1520—1566）
第四章 犹太人（1300—1564）
第五章 人民的生活（1517—1564）
第六章 音乐（1300—1564）
第七章 拉伯雷时代的文学（1517—1564）
第八章 霍尔拜因时代的艺术（1517—1564）
第九章 哥白尼时代的科学（1517—1565）
第十章 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1517—1565）
第十一章 教皇与会议（1517—1565）
结语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