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其理由却正好相反。其构造力量是经济全球化，资本、货币和商品流跨越了国界，人民也随之而流动。许多国家已经丧失对本国货币的控制，而受国际货币基金的监控。通过使本币依附于美元的“美元化”，来使本币作为国家信用和汇率的依据。
民族国家曾经是适应经济活动新范围并且面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一个适当工具。但是，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民族国家开始日益融入地区势力之中，比如欧共体（欧元）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者把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作为一个单一的生产和贸易区。日本的资本投资实力织就了一个亚洲强国网络。
于是，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政治分裂，西方帝国主义的瓦解和共产主义同盟的崩溃，更为分裂加上了额外一笔。
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社会是否存在着一个新气象呢？我们纵使撇开正在崛起的强国中国和印度的角色，略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种族冲突和其从资源基地向后工业世界转变的无能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我们仍然可以持有一种建设性见解。它将是一个重新配置生产和技术的全球经济社会，①一些带有统一预算和福利规则的区域政治集团，以及在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文化自治（cultural autonomy）。
一方面，作为大陆社会，美国是持这种充满希望见解的模范。尽管存在着种族紧张，美国已经把黑人社区带入了政治体系之中，它已经由以下事实所见证：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美国城市（波士顿除外），都有过黑人市长，再加上数百名地方黑人官员。不过，经济差异仍然存在。美国已经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持续的经济活力和技术创新。
在欧洲，除了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由帝国崩溃产生的溢出效应之外，种族冲突已经不再发生（尽管在一些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排外暴力偶有发生）。加泰罗尼亚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自治的范例，在德国，对土耳其社区的宽容表明了一种值得称道的政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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