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英，学者，大学教师，长期从事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著有《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权力腐败与制度救济——历史视角与个案研究》、《红色档案》、《红色纪要》、《特别别墅》（合著）、《国学中的旁门左道》等。

　　《中共选择了毛泽东》，是一部反映毛泽东在时代风云和党内斗争傲世崛起的力作。该书对近年从苏联、共产国际及国内解密的档案条分缕析，以中共中央常委级别的权力人物的沉浮起落为主线，细致记录他们如何上台、在台上如何作为、如何下台及下台后的政治与人生命运，直面功过是非，使鲜为人知、人所错知误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客观铺陈在读者面前，令人触目惊心。回望历史、审察风云人物，它是血雨腥风的年代、充满风云变幻的中共党史的评论参照。
　　本书还从中共领导层变迁与选择的国际背景、制度机理与人格要素等层面进行全面的分析，站在20世纪剧变大潮前的冷峻分析，以新鲜史料、整体性视角展开中共中央常委层面波诡云谲、沉浮起落的内幕秘辛，呈现权力更换的根基、人格化模式与结构性内核。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决定学习苏联共产党建党经验，以集权制方式建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体制”，即推行民主集中制，这与陈独秀的建党原则是一致的，在1921年2月，陈独秀即将党章草案寄与留守上海小组的李汉俊，主张中央集权制，尽管遭到主张地方分权的反驳，但陈仍然坚持此议……
　　陈规定中共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为中共发展成为战斗力很强的政党埋下了伏笔，亦与苏联共产党的原则是契合的。会议成立的中央局为临时领导机构，只是因为目前人数太少，无法成立正式的中央委员会，才有此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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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
　　包惠僧还回忆说，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听后竟然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实际上，在陈独秀回到上海之前，李达、李汉俊也与马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即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处理，马林强调中共必须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在二李及后来的陈独秀看来，这无异于在中共的领导体制外安插了一个“太上皇”，显然难以接受。对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帮助，陈独秀等也是心有戚戚焉，非常不自在，还在广东时，陈独秀即被自己的学生、无政府主义这区声白、朱谦之即讥讽陈独秀是“卢布主义”即拿苏俄的钱。
　　当时中共组织有苏俄、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确是大家普遍感受难过的地方，但组织需要活动经费，一般成员又没有客观的收入，只能对此从长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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