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矛盾逐渐凸显,在对三年困难成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包产到户”打碎了毛泽东的“理想”。
钱嗣杰成为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后,在拍摄毛泽东各种活动时,进入他镜头最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之外便是刘少奇了。刘少奇给钱嗣杰的印象是话不多,表情比较严肃。在摄影记者镜头中,他只有在节日与群众联欢的一些场合才会露出有说有笑的表情。平时开会,他不是埋头看材料,就是讲话,而且一讲时间都比较长。钱嗣杰作为摄影记者,在领导人活动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个画面的捕捉,每一种情绪的提炼;即使会议进程期间,他也很少去关心领导人在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有什么隔膜。从照片上看,两人表情都还不错。“文革”爆发后,钱嗣杰发现刘少奇的表情十分沉重,脸部浮肿,好像生了大病一般,那时距离刘被彻底打倒仅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钱嗣杰再次回忆起毛泽东与刘少奇时,也无法准确说出他们矛盾公开化的具体场景。但事实上,当他1964年夏天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刘已经有了很深的芥蒂,两人之间至少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交锋”。
第一次发生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便积极响应。他回到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这次调研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开端,也是长期潜伏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
众所周知,自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几年里,因为总路线的要求而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高指标,这些似乎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成为六亿人民摩拳擦掌的追求,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参战”的大跃进局面。人民公社是1958年提出的,“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新型的集体经济形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截至1962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项内容在同一时期内存在,它们被称为“三面红旗”。当时在党内,一致认为“三面红旗”代表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三面红旗”由此也被看做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完全正确,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也正是这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不仅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也让毛泽东看到了一条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大干几年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就是在这种热腾腾的情况下走出去的,他要看看热腾腾的下面“煮”的都是些什么?
刘少奇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是他便于调查真实情况的地方。
这次接触农村,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震撼。他看到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这与在北京中南海里听到的汇报差之甚远。作为国家主席,他的内心经受着煎熬。他因老乡依旧在过苦日子而难过,更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和蒙蔽,在心里对“三面红旗”打起了问号--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行不行?对不对?
心里有了疑问,必然会反映在言行中。刘少奇返回北京不久,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党的工作问题。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办事都很严肃的他,如果遇到批评人,更是口气严厉。“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跌下台”从刘少奇口中说出,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敏感的神经。
1962年1月21日至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七千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