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备提出的诗情主义，不仅在当代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有其独到的意义，而且它也是中国传统诗性文化的一种延续与再生。中国诗性文化区别于西方理性文化传统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天地人”三才的相感相通性，也可以说是“乐感文化”。在其感合中，情感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中国当代，我们无法用一种像西方社会进程的明确阶段来说是后现代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精神正在遭遇后现代文化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其中，像海德格尔对现代人平均沉沦状态的分析也很对症我国当代的现象“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愤怒”。“存在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或者说即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这个常人的具有强劲，“平整”一切的姿态，就在于它有自己去存在的方式。“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这几种方式组建着我们认之为‘公众意见’的东西。公众意见当下调整着对世界与此在的一切解释并始终保持为正确的。……是以‘对事情’不深入为根据，为公众意见对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的一切差别毫无敏感。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蔽起来的东西硬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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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六庆（美术学博士，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生导师）
这部专著不仅很适当地阐明了文备的艺术成就，而且充分展示了文杰先生的艺术批评才华，更重要的是，该著在方法论上自觉地采用了“现象学的描述”法，完全有别于时下批评文章的过度感性写法，这一成果根源于作者多年对中外美术史及艺术理论的深入研究。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有新意、有新方法、对美术批评界有贡献的高水平学术专著。
——杨振国（美术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教授，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学系系主任，（《美苑》杂志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