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新闻小品。谁都不能把亨利看成是个具有一种为大众欢迎的眼光的报刊撰稿人，而如果在英国，要找到一家打算如此宽容大度的报刊恐怕也不太容易。
洛威尔和诺顿那个时代的波士顿文化水平甚高，但是未免太高不可攀了。难以想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世上还有任何其他文化团体会鼓励一个无名小卒以《小说的艺术》这篇冗长武断而章法细密的论文来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亨利在自己着手写小说之前，就大致酝酿了他的小说理论。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实际评论家。但后来当他陶醉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时，他就不如以前了。像所有阐明一种批评理论的作家一样，他自然也据此要求自己的作品。
然而他具有一种宽宏大量的气质，他那善于赞誉的本领比他的理论更为宽容。年轻时他说狄更斯是“最肤浅的小说家之一”，这一评价完全吻合他的理论，但不是确论。同样荒谬的是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说成是大而无当的怪物，这表明了他对他们的艺术一窍不通。与此同时，他却认为，而且一向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个最伟大小说家。不论这种评论有何论据，无可置疑的是：巴尔扎克大约是杰出的小说家中最不符合詹姆斯式的规范的一个。可是亨利在老年周游美国之际，还一直说巴尔扎克是非凡之才。这是亨利·詹姆斯十分可爱的地方。
詹姆斯可曾怀疑过：如果他所顶礼膜拜的巴尔扎克处于他（詹姆斯）的环境之中，他会写些什么呢？他可能不会长久怀疑。巴尔扎克可能会沉湎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从文明的波士顿、纽约的贫民窟直到西部边疆。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位从大处着墨而又富有激情的小说家来讲，美国就会是个极好的活动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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