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回到我们本章开头的问题：
“人的性格究竟可不可以改变？”
恐怕大多数中国人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其实，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误区了。
以我自己为例：
我父亲原本是个农民，20世纪50年代参军入伍，提干以后，他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部队和我国的国防事业。我母亲也是农民，同样是50年代棉纺厂招工应聘来到城市，一个纺织女工通过自己努力入党提干，成为管理几百人的车间支部书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人都非常朴实、内向，不善言谈，也不善交际。
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他们都是诚惶诚恐。
“坐，喝水吧”，然后就没话了。
要不就是“来，抽支烟吧”，又没话了。
搞得客人很尴尬，他们也手足无措、相对无语。
很多老战友、老部下、同乡、同事，我也很少见他们主动联络，常常是人家“上赶着”来探望他们。由于经常出现上述场景，久而久之，人家也就不来了，因此浪费了很多社会与人脉资源。我曾批评他们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其实别人来他们也蛮高兴的。归根到底，我得出结论：性格使然。
而我的性格则和他们截然不同。
记得那是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去父亲单位找他，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叔叔说：“不会吧，老张，这是你儿子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你。”
我心里话：“我爸为什么不能有我这样的儿子，你生气吧你！”
但平心而论，那位叔叔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论长相，我长得像我妈，自然比我父亲好看；论谈吐，毕竟刚大学毕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彬彬有礼而又出口不凡，不像我爸——“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我妈语)。
我的朋友很多，没有一个人不说我“外向”的，就连我的同事、同行甚至部下、学生，也都评价我是个“性情中人”。
性情者，自然是“喜怒哀乐均形于色”。
而形成这种性格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后天环境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遗传的作用。
因为父亲在部队，母亲工作忙，我出生10个月就被送回河北灵寿老家，寄养在爷爷奶奶家，一直到6周岁全家才一起随军去南昌。这期间，除几次随母亲去南方父亲部队探亲外，我基本上是在村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疯玩儿，爬树、上房、下河沟、看杀猪、起哄，甚至“调戏”小女孩，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调皮捣蛋，坏事做绝。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幼年的早期经验对我性格的形成不能不说是“因祸得福”。假如我始终在父母身边的话，绝对不会像在乡下那么自由自在，任由我的性格顺其自然地自由成长和发展。而到了南昌以后，又开始了我的学生干部之旅，从小学当班长，到大学担任班长、大班长、学生会主席，担任学生干部，自然很锻炼人，因而对我性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来谈一下理论。
“性格”一词，本身就是个很“虚”、很笼统的概念，无论如何定义，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量，我们接触、观察一个人性格如何，主要还是看他(她)外在表现出来的态度、言语、举止和行为。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外在表现出来的态度、言语、举止和行为，我们才能得出一个判断和结论，也即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分类的“内向”或是“外向”。而一个人的态度、言语、举止、行为又受什么支配呢？毋庸置疑，是受一个人的“认知”也就是观念和理念所支配的，因为从心理学意义讲：认知决定态度，而态度又决定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
再回到前面所举的例子：
大学生们看到自己的辅导员穿了一条漂亮的裙子：
A：哇，老师，你好漂亮哦！
B：(无语，也可能笑笑。)
C：(无语，不屑的目光。)
A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其背后的认知为：“每个人都需要赞美。”
而B的认知则是：“我夸老师别人该说我拍马屁了，还是不说为好。”
C的认知：“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臭美，那个马屁精更讨厌！”
由此可见，面对同一件事或情境，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基本判断：
A：性格开朗，外向。
B：性格沉稳，内向。
C：性格孤僻，忌妒心强。
于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推论，假如B和c同样也持A的认知：“每个人都需要赞美”或“你尽可能去赞美别人，而不要在乎他人怎么说”，那么，B和C的性格不也和A一样变得健康和阳光了吗？！
亦即：认知改变一态度改变一言语和行为模式改变
而一旦一个人言语和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其“性格”不也随之改变了吗？
所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心理误区而已。尤其是对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来说，其性格的“可塑性”极强，有时甚至可以出现180度的大转变，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极为常见。也正因为这一时期，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正在形成，父母和老师的正确引导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关键。
很多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人整体的“民族性格”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他主”走向“自主”，由“忍耐”变为“展示”。
其实，与父辈、母辈们相比，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又何尝不是在突飞猛进地改变与进步着？这一点，想必大家都感同身受。
可见，性格完全可以改变，只要我们愿意改变！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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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