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简洁也取决于标点符号的运用。最简单的规则就是多用句号，少用逗号，最忌一逗到底。逗号一多，看起来就吃力。中国古文里的句子就很短。李煜的一曲《虞美人》是行行句号。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滥用逗号是“文革”的后遗症。试看“文革”中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话：“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对人性的亵渎必然导致对法律的践踏，随之而来的也是文字上的荒诞。“文革”最大的危害就是隔裂文化，摧残人性。
律师需要驾驭法律，但更需要驾驭局面。文学与把握局面并无直接关系，但至少有助于驾驭语言，有助于表达。按莎士比亚的说法，就是“语言是思想的翅膀”。而善于表达有助于驾驭局面，结交英雄豪杰和三教九流。《围城》中国立大学的高松年高校长便是位语言大师，跟军事教官闲谈，说一两个“他妈的！”教官惊喜得刮目相看，引为同道。“他妈的”今天仍然是交流感情的重要符号。如果不以一定的频率说句“他妈的”，则不足以表现出一分潇洒、一分豪情。
现代文学少不了故事，而法律也需要讲故事。诉讼律师就是要讲述故事，向法官讲述故事，向仲裁员讲述故事。故事得自圆其说，前后连贯，主题分明。故事还必须与法律丝丝入扣。
法律讲究条理，文学注重感应。不过，日常生活中人们多凭经验、凭直觉办事。法律诉讼中许多情况下也是靠直觉、靠急智。例如，辛普森案中，最打动陪审团的并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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