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禁忌的功能
　　当人们谈起如今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关于性方面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们必定会提到所谓的“禁忌的消失”。他们会滔滔不绝地列举出一系列原来被禁止（很可能没有人会去做），但是现在我们不会再禁止的事情，同样也会列举出许多原来规定应该去做（很有可能大家都去做）．但是现在被人们视为完全没有必要的、无关紧要的，甚至是不受欢迎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个了解半个世纪前情形的人来说，那些人的言论也许是正确的，并且作为一个因为参与变革而时而受到辱骂，时而又得到褒扬的人，我绝不会否认变革的存在。甚至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些变革。我认为自己的这种观点很有说服力，因为我的观点是相当公正的，一方面，我竭尽全力去破除一些禁忌．而另一方面，我不仅坚信禁忌的作用，还将它们视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不仅指人类自己而言，就连动物也不能缺少这些禁忌。
　　粗略地讲，禁忌就是指出了一些“不能做”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那砦遵守禁忌的人也许，而且通常情况下并不知道。因此，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经常是毫无道理的理由——去解释禁忌。但是，在禁忌的外表之下，每种禁忌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对于野生鸟类这个独特的鸟类王国而言，禁止同人类接近就是它们必须遵守的禁忌。那条禁忌和人类的禁忌极其相似；它是一个拿来主义的禁忌。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有这条禁忌。当人类首次登陆南部海洋的无人岛屿时，那里的鸟并不把同人类接触看成是禁忌。随着人类对鸟类社会的迫害，这条禁忌就产生了。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弄清楚这条禁忌的原因．而且如果鸟儿懂得逻辑推理的话，它们也会编出一些理由来。那就和我们所熟知的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一样了。人类禁忌的不同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高度的想象力——如同上天赋予他们的本性和推理能力一样，以及这些禁忌发生变化的速度相对较快。
　　然而，人类生活中的禁忌，跟动物生活中的禁忌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禁忌是传统的一部分，虽然那蝗传统经常演进或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很难说它们已经不复存祥．也小能认为我们已不再需要它们。在低等形式的生命中，我们经常谈论的址一一种对环境的适应。采纳了一种禁忌——无论是否修改它，就是一一种对环境的适应．就是符合传统的。在英国，裸体通常都是一种禁忌，无论男女，但是事情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在17世纪，据莫里森所言，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可以在爱尔兰的某些地区从事裸体活动，而佩皮斯更证实了。偶尔甚至会有行为古怪的人在伦敦街头公然裸体示众。很可能这种禁忌会再次发生改变——现在已经开始改变
　　了——并且变得不那么苛刻。禁忌总是不断地在禁止和允许的门槛上前后摇摆。我们在自然界同样发现了这种禁忌的变化，甚至在植物界中发现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我们经常被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所困扰，导致我们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发生在自然界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无论它们在形式上看起来跟我们是多么的不同。
　　头脑简单的人有时会不切实际地高谈阔论，认为所谓的禁忌总有一天会像明日黄花那样被我们弃置不顾。然而只要略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禁忌不仅数量庞大，还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根本不可能被我们随意丢弃。如果没有这些禁忌，我们将处在一个可悲的境地之中，人类社会将会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如果没有那些针对盗窃的禁忌的话，人类的那些财富——它们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存在，并且毫无疑问很早就成为了人类社会的重要元素——就不可能存在。法律和警察为了维护这个禁忌而奋斗，但是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他们的工作离不开禁忌，因为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去盗窃。在野蛮社会中，禁忌几乎无处不在，它们将氏族的
　　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且保证所有人的行为举止都符合社会文明。虽然我们已经弃用了这个词，但只不过是给这种约束关系换了其他的名字而已。一位杰出的英国律师——巴克马斯特男爵将它称为“社会观点”。他强烈反对死刑或者任何形式的复仇行为。“这是我的信仰，”他在给英国国会下议院特别委员会作证（1930年3月26日）时说：“真正能够对犯罪起到威慑作用的是社会观点一一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律，而是从一个人年轻时起即能对他施加影响的健康的社会观点。换句话说．就是禁忌的存在。”
　　正是因为这些禁忌的存在，才使我们拥有了庄严的人格。正是这些禁忌，使得我们的行为更加优雅，同那些用桌布擦嘴、用餐巾擦鼻子的人们区分了开来；正是这些禁忌，保护我们不会被谋杀。如果我们的存在对于同伴来说完全无足轻重，得到的关注甚至不比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更多，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被逼到自杀的边缘。生活是美好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碰到的大部分人都会按照一个几乎已成本能的禁忌体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允许我们享有跟他们一样或者几乎一样的自由和特权；如果我们在火车站或者剧院里面排队，他们不会插队；如果我们将手提箱放在位置上，表明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那么他们也不会把手提箱扔到一边，然后自己坐到位置卜去；如果他们有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恶心的对个人来说却极为私密和自然的排泄的欲望，他们会很自然地避开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和大部分人都息息相关的禁忌——他们偶然萌生了对异性的冲动，他们不会直接将好色的双手放在我们身上，而是会隐藏自己的情感，或者去寻找更微妙的表达这种情感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公开的法律或者法规——就算这种法律和法规已经存在厂——去限制这些行为。它们几乎都会被本能的禁忌所阻止。
　　我们可以从人们对酗酒（这是中世纪英国的一种礼会现象）的态度中，发现一种新的禁忌在全国范围内明显增长，当然，酒精的销售量和因为酗酒而锒铛入狱的人数等统计数据也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在上流社会中，酗酒现象在19世纪初就已消失了，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在18世纪时，诸如皮特这样的政治家，竟然会为了缓解自己因过量酗酒而造成的不适，跑到国会的发言席后面去呕吐；而且上流社会的男性在用餐完毕、妇女退
　　席以后，就可以开怀畅饮，直到喝得酩酊大醉为止。但是这种在那个时代的黎民百姓中盛行的场面，就像贺加斯描绘的那样，慢慢地消失了。然而记忆中出现在底层社会的这种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中那些知道伦敦五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的人能够证明，和现在的情形相比，那时候酗酒现象的确很严重。从因醉酒而锒铛入狱的人数上即可看出这种变化；对比1905年和1928年，在这23年中获罪人数下降了73％。从某种程度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由于购买渠道的消失和价格的提高。但是，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新的社会理想；他不想像退出历史舞台的老一代人那样，在警察局里面过夜。“他会穿上一套华贵的衣服，”就像前治安长官评价的那样，“和漂亮干净的靴子，再佩戴上其他干净的装饰品，带一代年轻女孩去电影院，去跳舞，或者其他能够吸引他们的地方；她也会盛装打扮，而男士们会积极迎合她的标准。那些原本用来买酒的钱被省下来用于购买衣服和进行娱乐活动；现在的年轻人跟他们的前辈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具备了必要的自重，要是被别人看到他们酗酒，他们会感到颜面无光。”换句话说，一种新的禁忌出现了。
　　这些禁忌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甚至就连那些对这些禁忌表现出强烈鄙视的人，也一样遵循着这些禁忌，当然前提是如果他还是一名正常的社会成员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无论他知不知道——实际上已经在增加和强化这些禁忌了。当今社会的趋势就是增加和强化这些禁忌——它们保护了自由并且扩大了个体在文明环境中的活动范围。一些禁忌，甚至是那些我刚刚提到的“几乎成为本能”的禁忌，在半个世纪以前几乎还不能发挥什么效力，或者说根本不具备效力；我自己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些禁忌还不存在的时代，或者还没有被公认的时代，因此我可以认识到它们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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