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表哥，还可以说得更多一些：我们经常搭伙干事，他嫌我懒，我嫌他抠，所以总是弄不长。现在我们处于拆伙的状态：我当我的电工，他跑他的买卖。但不管他干什么，我还得去搭把手，理由很简单：总共就这一门亲戚。要是回家亲戚会多些，但我不敢回家——进家门居委会就会找来，抓我去上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也是学校噢。
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他搬了过来，带着他的家具、杂物，还有六个房客。家具装在大卡车上，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一直没有露面。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装着铁栅栏，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才把面包车的门打开，请房客们下车。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有两位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有三位有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像一个研究生，或者是高年级同学。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垃圾袋，里面盛着换洗衣服，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她们从车上下来，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
我表哥搬家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其他人没有戴。我表哥说：老师们，搬家是好事情，大家高兴一点——这回的房子真不赖。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谁也不肯高兴。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谁也高兴不起来。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样子小巧别致。但它仍然是脚镣，不是别的东西。我表哥干笑着说：脚镣是租来的，这不是搬家吗，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喜欢说“咱们”来套近乎，但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十足虚伪，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如没有钥匙，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我表哥又说：手铐出门时才戴，不是总戴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双手被一条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她挺起胸膛，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我表哥解释说：咱们讨厌手铐，所以用根绳子。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这些笑话也是“咱们、咱们”地说着吧。但我觉得我表哥的笑话十足虚伪，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吗。所有要住进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只有我表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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