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文化视角透视鲁迅，还需要在现代性意义上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评价。晓初在做鲁迅研究以前，曾在文学的现代性、现代化命题研究中下过相当功夫，因此当他以鲁迅作为研究对象时，自然也不会放弃从现代性视角对鲁迅的文化思想价值作更深入的理论探究。他在“导论”部分对鲁迅作出“现代中国（东方）文化的‘精神之父”’的定位，便颇值得注意。他认为鲁迅文化成就的独到性，“就在于他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实际（也即亚洲的实际），对于东西方文化作了富有成效的融合与创造，并且生成了自身（中国／东方）现代性的主体性”。此说虽非为他所独创，关于鲁迅对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意义，尤其是鲁迅的文化思想对于亚洲（特别是东亚）精英知识界的代表意义，已为众多海内外学者所论述，但将此定位予以强调，更从“生成了自身（中国／东方）现代性的主体性”的意义作出阐述，我以为这是对鲁迅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性”的一种有所发见的论述。下编通过对“越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生成意义”的论析，确定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意义与价值，对鲁迅的文化定位作了更全面、深入的阐发。对此的论述，是在纵、横坐标上确定鲁迅的地位与价值：在纵向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独特走向，中国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及“内在运动”的特殊性，揭示越文化作为“面海的中国”一部分显出日渐走向文化现代化的优势；在横向上，近现代文化的“世界史”背景，鲁迅在跨文化对话中寻求民族新生与复兴之路，体现出“代表了亚洲的近代化的方向”意义等，由此总结出鲁迅文化思想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意义与现代价值。本书最后推出的结论——“鲁迅：中国现代文化之父”，便有了充分依据。这一结论的推导，人们曾从不同角度论证过，但本书从越文化视角切入，又从一个特定视角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就其文化思想“发生学”意义上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接受了越文化传统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就文化实践与文学创作实绩而论，其在越文化的滋养中确立“人”的意识的自觉，建构体系性的“入学”理论，毕生重视改造国民灵魂的工作，致力于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卓越代表。就此而言，本书对鲁迅文化思想定位的论述也是较此前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与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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