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nbsp;&nbsp;&nbsp;《姜斋诗话》是明清之交著名学者王夫之的文学理论专著，分为三卷。卷一《诗译》，对《诗经》作阐释发扬，提出了做诗需有“活法”、意为诗帅、情景相配体情察物等看法。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品评历代诗人，尖锐地批判了诗歌创作史上的形式主义、门户派别之争等等流弊难治的现象。卷三《南窗漫记》，记载与作者同时参加抗清运动之人的诗句，充满亡国之痛、愤懑之情。<br>&nbsp;&nbsp;&nbsp;&nbsp;戴鸿森先生作《姜斋诗话笺注》，将《夕堂永日绪论外编》附录于后。外编抨击八股作文、泥摹古文对文风的戕害，也是王夫之朴素的唯物诗论观的反映。书中注释主要诗句、人名出处，征引详尽，便于读者理解。于笺文处，搜集王夫之散见于它书的相关文学议论，以及他人诗论，与本处批评相比勘。王夫之处于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环境，亡国抗争的经历，影响到他的诗论观，故他的诗评，应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解读，戴鸿森的注、笺、案语，有资于读者全面理解他的文学思想。

&nbsp;&nbsp;&nbsp;&nbsp;这在当时有解除束缚的积极意义。他对诗和乐关系演变的解说，也颇符合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事实，有其深刻性。只是他将诗歌与音乐几乎等同看待，未免过分强调二者有密切联系的一面，而忽视在历史发展中，自的特殊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他对音乐的理解墨守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音乐的功用是使人「超事功之烦黩'应该「有宣昭而无罨霭，有淡宕而无犷戾」实质上是温柔敦厚的别一种说法，即可以有节制地发抒个人的感情怀抱，却不容许激烈的控诉、尖锐的揭发。联系他本人的生平和创作实践看，他因为有深切的亡国之痛，对已亡的明朝廷有很多眷恋，故有意讳言或少言其过恶，而更多的是歌颂其「功德」，正符合他以上的主张。至于清代的统治者，他不看作「君」，而看作「仇敌」自然不用这个原则了。这种主张，虽有其「别有怀抱」的一面，但在总的意义上，仍然是落后的、保守的。至于经义，从一开头便与所谓「乐」无关，纯粹是统治者为了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并选择合适的帮助统治的人才而设'所谓「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只能是主观的溢美之辞。船山也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经义」事实上的无聊和无耻，同意「敲门砖」之讥为「非诬大外编第五三条），自己是甘心毕生从事着述，再无应试出仕之心，却仍然念念不忘经义，与颅炎武、黄宗羲等的视若敝屣，很不相类。其原因是他不但把四书、五经作为政治思想、道德伦理的最高准则，而且认为经义是发挥、演绎经书中圣贤「精义」、「微言」，从而进行自我修养乃至宣传鼓动的重要工具，于是就津津乐道，垂老不变了。这是有深刻的时代和阶级原因的学术偏见。<br>&nbsp;&nbsp;&nbsp;&nbsp;……

例言<br>卷一&nbsp;诗译<br>卷二&nbsp;夕堂永日绪论内编<br>卷三&nbsp;南窗漫记<br>附录<br>夕堂永日绪论外编<br>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