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颂圣历久不衰，本来就像调和五味的盐醯，至此成了少之不得的食粮，充斥坛坫，甚者拿它装点门面，邀名逐利。当诗人无视现实，模山范水，咏史题画，作乐府、宫词也都离不开它时，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在颂圣洪流中，诗歌失去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难免被抽空灵魂，沦为庸俗的工具。因此，明初洋洋大观的颂圣多“呓语”。颂圣行列中不乏清醒者，如刘基、高启等。但刘基最终放弃元末所倡的“美刺风谕”精神，高启则改变往日鹰隼飞扬的气魄。他们对朱明新气象的称许，感情真切，但其以诗坛领袖身份参与颂圣，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
后一种情况也很典型。沉默大抵是对现实有清醒意识或抵制情绪。经过数十年战乱，天下复归一统，而政治高压与种种不合理措施使得新时代又充满另一种血腥气息。重典威劫造成灰色调的社会氛围，诗人甫脱乱离，就陷入新的痛苦。许多人远离政治，啸傲山林，既为全身，亦为持守自由。沉默不意味全然消极，苏伯衡、袁凯的勇退难进，即是不肯随波逐流。他们寄情山水诗画，保持真我本色，置身颂圣洪流之外，与时代政治的调子不相合拍。朱元璋建士不为君用之法，非无来由。
初明诗人失语原因种种，前已述及，此再简作归纳：一是新朝创立，诗人迎来统一，实现汉人政权理想，卷入颂圣洪流，以至失却故步。二是兴王对颂歌怀有期望，并懂得颂圣的意义。朱元璋很早就明白文、武兼用的道理，与张士诚、陈友谅的争战，不仅在意土地的得失，而且留意人材的罗致。攻占婺州，即召用一时名士。江西内附，广征人材。洪武建元，屡下诏求贤，从他强迫杨维祯一至南京，就可见用意之深。此外，躬自赋诗，引领风雅。效果是很明显的，颂圣在其引导下盛极一时。三是政治威劫。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士不为君用即是不忠，杀之可矣。他重刑治天下的手段，使人避之有恐不及。诗人即使逃遁山林，亦非安居，岂有不失语的道理？四是文坛领袖的作用。刘基、宋濂、高启、刘崧、林鸿的颂圣表现以及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初明诗歌影响不小。诗坛大纛已不免，更遑论其他人了。
永宣诗坛仍未摆脱“失语症”，除时代政治文化、诗歌风尚等具体原因外，也与传承洪武诗风有着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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