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挑出此点论述并非与韩南商榷，而是痛心于为了完成小说体制近代化的变革，先行者们义无反顾地把“通俗”的评价扔给了章回小说，此后的章回小说创作也自认了这一评价，从而与纯文学性的小说创作分途。而在古典小说研究中，我们仍会以今人观念评价古人创作。
第二个问题是错位。一般而言，长篇小说的标目应当概括本段落的故事情节，欧洲标目大多如此；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面上看似乎也不例外，但若细究则发现并不尽然，因为，后者标目与情节错位的现象颇为常见，且也被作者们认可。
以《水浒传》为例即可知其普遍存在。第一回下句云“洪太尉误走妖魔”，正文回末恰讲到一道黑气冲天而去，完整的解释却在下回的开端；第二回下旬云“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所谓的“大闹”，主要指的是史进与少华山一起反抗官军并火烧庄院事，然官军刚刚包围史家时，第二回便结束了，与官军之战却置于下回；第八回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更是如此，此回从头至尾未见鲁智深的名字，事实上后半段情节只是为“大闹野猪林”做了铺垫，真正的故事却在下一回。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如前文所引张天翼所论“品字形”特征即指此。这当然与章回小说的说书基因有关，说书艺术必须保证有“扣子”，“品字形”错位也就成为常用的手法。不过，这种早期的技术性考虑在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中逐渐被小说家们接受并成为一种艺术手法。前文论述过回目在叙事流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与节律：古典小说中，节制是一种常态，但叙述流也需要有冲破节制的时候，这种时而处于回目控制之下、时而又突过限阈的关系其实也给叙事艺术带来了生机，使作者可更自由地运用回目与正文的搭配，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小说家手中，技术性的错位发展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错位，比如在最为文人化的章回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自觉应用。
但由于章回小说的发展逐步脱离了说书母体，很多人对这一手法已不甚了然，他们仅从案头阅读来看，以为这种错位是作者的疏忽。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前有例言云：“原书分为五十六回。其回名往往有事在后而目在前者：即如第二回，叙至周进游贡院见号板而止，乃回目已书'暮年登上第'字样，其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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