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黄纪苏的思想及其解决方案鲜明地体现在“我们一起走”的结尾上，这种“和解”的结局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体的民族危机，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践踏的命运。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形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同一性。因此，黄纪苏激烈地批判二十多年来流行并且造成了中国民族内部分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反对将这种“丛林原则”运用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反对民族内部的“竞争”，而是要将中华民族整合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去与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竞争。
导演王焕青说：“我觉得黄纪苏不是简单地和底层站在一起，不仅是出于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底层站在一起，而是出于一种民族长远利益的忧虑，是对于这个民族灾难的忧惧。”黄纪苏对这种民族前途的深刻忧虑，使他忧心如焚，怒不可遏地谴责自私短视、缺乏民族整体意识的精英阶级，“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到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黄纪苏目睹了阶级分化的事实，他忧虑的是，阶级分化将给民族带来灾难，可能造成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使这个站起来了的民族再一次仆倒。当中华民族以一种崛起的姿态走向新世纪的时候，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民族”的课题。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使民族具有高度的政治凝聚力，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具有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国民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