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素素也随之毅然自杀殉夫。为了强调“人伦惨变”的震撼人心，小说特意让殷素素自杀前的一顷刻爱子张无忌复返，从而构成母亲与亲子当场死别，又加重了原本惨烈悲剧场面的感人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仇家子女间的爱”较为稳定的母题模式是：大多呈现出女性先入爱河，主动表露并争取，似乎总是在强调仇家女儿的多情多义，这不能排除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在起决定作用。在传统社会里，女性在佳婿难求的黄金岁月，遇到一见钟情的优秀男子颇不容易，当然要珍惜，侠女们以其带有江湖文化的野气，较少受到礼教拘束。人在江湖，更加惺惺相惜，而要剪断心中的爱苗，特别是两相情愿的知己之爱，又谈何容易！外在的阻力和家族的阻挠破坏，往往反倒促成了有情人强烈的“逆反心理”，加大了其彼此的聚合力。同时，这也与在同一文化心态支配下的“侠女求偶”、“番女慕汉将”等传统母题及其民俗背景血缘相承。只不过后者作为传统母题强调的是：敌对双方中一方的女性偏愿意临阵吐露爱慕，交手时委身夫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背叛自己娘家，所谓“女心外向”；而爱上了仇人或仇家公子的侠女，虽也大多性情上有着突出的痴情特征，绝大多数试图兼顾娘家和情郎，有的甚至为家仇而舍弃情爱。像《萍踪侠影录》中云蕾一旦见到久别的父母，父亲不接受张丹枫，她也随之当即拒之于门外。因为侠女番女们的求偶对象虽每为对立的一方，双方各属敌对营垒（或民族、国家），实际上无个人私仇，而复仇的私人性质、“家族式”深怨形成的抵触情绪实在要远远大于是。“侠女求偶”虽往往不无周折，毕竟多以皆大欢喜的团圆喜剧收场，而不幸爱上仇家的侠女们，却不免都要经历一番生生死死的痛苦磨难，到头来或恋人出走希望成灰，或竟为娘家人下了毒手，或与心上人相依不舍同归于尽……终究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应当说，金庸对于笔下举凡有爱的男女是宽容同情的。从这一视点看“仇家子女间的爱”不应理解过于狭窄。何以有过非常不愉快经历的也生出了爱？爱恨交加的对抗性很容易激发引人人胜的情节。女性的独立性认知与判断，在此得到了形象的高扬。如同研究者注意到的“相对于社会的情形下走自己的路”的个体，在社会系统中发现了个人性的东西：“……与杨逍、纪晓芙相映成趣的是金蛇郎君夏雪宜与温仪的故事，被家族的仇敌所掳，却被以礼相待，最后两人萌发刻骨铭心的爱情，直叫生死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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