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的编撰有没有参考过裴注呢？回答是肯定的。前面提到，《世说》最有可能编撰于刘义庆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9）前后。此说如能成立，则距成书于元嘉六年（429）的裴注刚好十年。可想而知，被宋文帝誉为“此可以不朽也”的裴注当时一定是炙手可热，而贵为藩王又有文史之癖的刘义庆及其门客，焉有不争相传写、摩挲诵析之理？理由有三：其一，《世说》曾经采用陈寿《三国志》的几则材料入书（参见本章第一节），可以推测，《世说》作者所采用的《三国志》抄本，很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裴松之注释本。其二，裴松之《三国志注》征引浩繁，其中颇多独传写本，十之八九已亡佚，一帙在手，自然省去许多爬梳、钩稽之力，刘义庆没有理由舍近求远。其三，上文说过，《世说》对采撰魏晋时期的杂史别传情有独钟，而《三国志注》征引后汉至魏这一时期之杂史别传殆将百计，《世说》在涉及这一时段的人与事时，当大多有赖于裴注。
如果说前两点纯属拟测，那么，第三点则不乏例证。如《世说·德行》第15条：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
人物。此条当本自李秉的《家诫》，见于《三国志·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①，其文云：
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既出，上顾谓吾等曰：“相诫敕正当尔不？”侍坐众贤，莫不赞善。上又问曰：“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次复问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至清，亦有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诸人各未知所对，吾乃举故太尉荀景倩、尚书董仲连、仆射王公仲并可谓为慎。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为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为明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祸患无从而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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