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具有强烈的广场意识的“新启蒙”知识分子阵营从此分崩离析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新启蒙知识分子对改革路线的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共享了太多的前提,因此,市场化无论如何不会成为斗争的焦点。但其中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借口而漠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矛盾,也明显地偏离了他们最初的规划与设想。而商业化及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的全方位渗透,既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势利或实利倾向,又使得褪去精英光环的“新启蒙”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在整个社会日益分层化的大势中,面临着职业方式与社会角色上的深刻变化。曾经将自身存在意义与社会美好远景相联系的现代性认同之统一基础,自然也土崩瓦解了。
而在遭遇如此迅猛的分化之后,那些既不甘于转入商界成为市场新宠,又不屑于转入政界的知识分子,尽管一再声称其对社会批判立场的坚持,却在对市场化的分析与诊断中,丧失了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信仰者所当具有的话语自信。从寻求传统价值,到呼吁人文精神,从职业责任的自觉承担,到社会使命感的重新呼唤,这些汪晖称之为“批判性的道德化的姿态”背后,也总是暗含着对人类理性规划能力的怀疑态度。尤其在面对启蒙现代性叙事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成功吸纳的时候,他们除了在含糊其辞的呓语中流露出某种悲伤外,只剩下念叨革命不如改良与激进不如守成的份了。似乎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都应该把账算到当初所竭力倡导的现代化方案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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