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与人聊天，谈及我们干休所一位老红军干部的遗孀，因精神病出走几年未归，单位不闻不问。我说，这是不负责任，不人道。可对方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她患病出走，无法预防。 “应该将她送医院治疗。”我说。 “她对四邻干扰很大，常常谩骂邻居。”他数落病人的“罪状”。 “四邻应该宽容她，出于人道主义，不要火上加油刺激她。”我以同情的心态说道。 “你们是同病相怜，你去尽人道主义吧！”他说完，扬长而去。 他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出院已10年了，但我在他的眼里仍定位为“疯子”。从此，我很少与人交谈、争辩。就是与家人争辩问题时，本该我有理，也会惹得对方一句讽刺挖苦的话：“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我说。 “你说我是精神病，我没进精神病院；你不是精神病倒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言以对，只好认输。我渐渐地接受了诗人食指说的话：“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平静多了，不再为人们说什么“精神病”而激动，不再为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而苦恼。 乘单位班车，无人与我并肩坐。有一次乘车，刘司机与我并肩坐着，这时有个老兵将刘拉走，并在我眼前，他与刘耳语，示意我是个“疯子”。 我们把有异于正常身体状况的称为病变，也把不同于正常精神状况的称为疯狂，它们可以体现为单纯的数量关系：多数为正常，个别为异常、有病、发疯。疯子的历史地位有过一个从极高到极低的堕落。发现真理之道，一种是理性，其极致是推理和演绎的科学；另一种是非理性，神谕、灵感、顿悟、直觉，都能使我们突然间切入事物的核心。任何一种文明的早期，先知和诗人堂而皇之走在大街上，他们被人们公认能够接受天启和神示，受到尊重。慢慢地，人类开始致力于通过理性工具发现真理，一切不可理喻者，皆被视为异数、怪人、疯子，非理性发现真理之道逐渐关闭。先知基本去了疯人院，诗人还有在外面的，因为他们改为理性思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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