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定位变化一方面是当时各种具体情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支持吉野反思战争的主张的学者们并不一定具有吉野那样的建立民主战线的意识。即使是思想上与吉野颇有相近之处的丸山真男，在平谈会成立当时也“很遗憾没能完全理解吉野先生的本意，而是出于更朴素的想法参加的”。而平谈会的议长安倍能成也在主张拥护和平的同时，怀疑这会有利于共产党势力，对共产党和大众的和平运动抱有不信任感。这种中立主义代表了当时许多学者的看法，也恰恰证明了吉野提倡民主战线的必要性。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看法的存在，日本知识分子最终未能建立起日本民主战线。在平谈会的创立总会上“完全没有关于现实政治的讨论”，这种情况在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的紧迫性而有所改善，但仍是平谈会的弱点之一。
2.部会间的差异？--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者的问题
平谈会成立后，东京、关西分部各自组成了文科、法政、经济、自然科学等部会，分别开展讨论，并定期召开总会。从当时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自然科学者反而比社会科学者更积极提倡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例如，在《东京地方自然科学部会报告》中，学者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位学者的声明中“科学家本身并不是给世界招致灾厄的责任者”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对这次给人类带来严重灾害的战争，我们想要明确指出，自然科学者至少应负有一半--并且是重大的--责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提法与战争中自然科学者的行为和处境有关，并不一定是自然科学者清楚地认识到战争责任的结果。
正如丸山真男所回忆的那样，“即使是从大学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在组织上广泛负责的都是自然科学者，在这个背景下，自然科学者提起了‘我们的战争责任’的问题，但作为个人或作为日本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一定有战争责任的意识”。即使是主张自然科学者应负有一半战争责任的《东京地方自然科学部会报告》，也只是分析了引起战争的技术、制度原因，并没有继续对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进行深入追问。他们的反省虽然表面上看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者们更加“深刻”，但实际上他们并未能理解联合国声明更深层的内涵，并未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与“从人心开始的战争”作斗争的重要性。
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实际并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者，而是平谈会整体的问题之一。如前所述，吉野的问题意识并未被广泛理解。甚至在平谈会议长安倍能成那里也是如此。例如，在创立总会上，当羽仁五郎提出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问题时，安倍愤怒地说，“你是说战争责任在我们吗”，并不认为自己负有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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