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社会成熟期文化的范型，宋代文化的首要特质是涂染着鲜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这也是宋人衡量和选择文化典范的首要标准。自“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地方叛乱等暴力冲突就持续不断，特别是五代时期，五十三年间，易八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这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士大夫阶层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堕落，更可怕的是由此引发了士大夫深刻的精神裂变与信仰危机。《新五代史·死事传序》谓当时的文臣士大夫：“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①因此，宋王朝建立后，即着手厉行集权和重整伦常，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力图以此挽救疲敝的士风。《宋史·陈亮传》谓：“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②这就是北宋的儒学复兴。
在这一背景下，宋人最初选择的典范不是杜甫，而是韩愈。中唐时局动荡，政教衰微，以韩愈为首的部分有识之士大倡儒家道统之说，以重振儒学，由此奠定了北宋儒学复兴之基础，韩愈也成为儒学复兴的一面旗帜。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韩昌黎之在北宋，真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③北宋前期，韩愈被视为是直承孔、孟.旬、扬的一代大儒，甚至有人“修孔子庙，作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④。仁宗朝后期，韩愈的地位达到顶峰，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宋祁《新唐书·韩愈传》完全矫正刘晌《旧唐书》对韩愈的贬抑，认为韩愈所言之道，“无柢牾圣人者”，其排佛老之功，可齐孟轲①；其文章也“卓然树立，成一家言”，正因此，“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韩愈的地位发生了逆转，杜甫悄然代替他成为宋人的新典范。《蔡宽夫诗话》云：“景祜、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②而王安石编选《四家诗选》，其顺序先后为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一代名臣李纲对此有独特理解，其《书四家诗选后》云：“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之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③李纲所谓“质”与“文”，大体上指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而两者之间，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艺术形式所传达的“道”，即儒家教化。然而，若单就文以载道而论，老杜或许并不及韩愈，那宋人黜韩尊杜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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