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文学的地域性
文学地理学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文学的地域性。我国疆域辽阔，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民族构成、文化积淀等人文地理环境丰富多彩，因此，产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还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在我国，无论是古代的文学，还是现当代的文学，无论是政治分裂时期的文学，还是政治统一时期的文学，都有其地域性。
半个世纪以前，胡小石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他举例说：“隋既代周平陈，南北统一，如薛道衡、杨素等都是北人。唐初四杰，即有北人三个。沈、宋也是北人，温、李也是北人，他们的作风，均非常华绮。可见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之后，以地理作区分，是靠不住的。”这个说法在我国部分学者那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看似圆通，其实是有严重偏差的。其一，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并不仅仅表现为“南北之别”，同时还表现为“东西之别”。谈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只顾“南北”而不顾“东西”，这是第一个偏差；其二，即便是南方文学内部，其地域差别也是很大的，不是仅仅用“华绮”这两个字就能概括得了的。讲南方文学而只讲其“华绮”，不讲其他，这是第二个偏差；其三，薛道衡、杨素、四杰中的三杰（王勃、卢照邻、杨炯）、沈俭期、宋之间、温庭筠、李商隐等“北人”的“华绮”，原是他们追摹江南诗风的一种表现，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基本“作风”，更不能代表他们的全部“作风”。例如王勃的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代表作《从军行》，宋之间的代表作《渡汉江》等，可以说连一点“华绮”的影子都没有。用部分作品的“华绮”来概括他们的全部“作风”，这是第三个偏差。
胡小石先生的这些偏差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人予以纠正，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了他的“理论前提”，即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也就是说，一旦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之后，再讨论文学的地域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事实上，他的这个理论前提是一个虚假前提，是真正“靠不住的”。诚然，当国家分裂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显得比较突出，如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当国家统一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淡化，如隋唐时期的文学，等等。但是，地域性的某些淡化并不等于地域性的消失。因为国家的统一与交通的便利，虽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而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但是并不能完全抹除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其实质来讲，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别。这种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创造的土壤。只要这种土壤的性质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在此土壤之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就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的地域之别。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剧，“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小说，等等，都是在国家统一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的地域性，谁又抹杀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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