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天才梦》和《西风》征文奖
张爱玲与文学奖的关系极富戏剧性。她登上文坛之初，就获得了上海《西风》杂志征文名誉奖第三名。相隔半个多世纪，到她逝世前九个月，又意外地获得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特别成就奖。这一始一终，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少见的，可说是良好的开端和比较圆满的结束。有趣的是，张爱玲本人对第一次获奖却极为不满，这就得从她的获奖作品《天才梦》说起了。
海内外“张学”界早已知道，散文《天才梦》是张爱玲自己承认的“处女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曾获上海《西风》征文奖，七十年代收入张爱玲自编文集《张看》。但是，对于《天才梦》获奖详情，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探究。
首先当然是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她在《张看》所录《天才梦》末尾加了一段“附记”，一直不为人注意，现照录如下：
《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
这是张爱玲在事隔三十六年后，首次对《西风》评奖作出公开反应，其弦外之音是颇为清楚的。
到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即将结束之际，出乎她的意外，深居简出的张爱玲第二次获得文学奖。这次是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特别成就奖，以散文集《对照记》获奖。张爱玲为此写了得奖感言《忆〈西风〉》，这是张爱玲的“绝笔”，文中旧事重提，更明确地表示对当年《西风》征文评奖结果的强烈不满。
据张爱玲回忆，她当时在香港大学求学，“写了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寄到已经是孤岛的上海”应征，“没稿费，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不久，《西风》杂志社通知她“得了首奖，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谁知等到收到正式公布的“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方所谓‘有荣誉地提及’（honorablemention）”。“《我的妻》在下一期的《西风》发表，写夫妻俩认识的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长达三千余字。《西风》始终没提为什么不计字数，破格录取。我当时的印象是有人有个朋友用得着这笔奖金，既然应征就不好意思不帮他这个忙，虽然早过了截稿期限，都已经通知我得奖了。”张爱玲还指出：“《西风》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这事对张爱玲自尊心的打击是如此之大，尽管她在此文末尾承认：“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但她还是强调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隔了半个世纪还剥夺她第二次得奖“应有的喜悦”。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一直到晚年，张爱玲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十分“怨愤”。
第二种是“张学”专家水晶的说法。张爱玲逝世以后，水晶发表《张爱玲创作生涯》一文，文中说到在香港大学求学的张爱玲“偶然看见上海《西风》杂志征文，题目是《我的××》，字数限定在五百字以内，她寄出《我的天才梦》应征，结果被评选为首奖，中途又告取消，变成了第十三名荣誉奖”。水晶还指出：“得首奖的就是后来以写《未央歌》、《人子》成名的吴讷孙（鹿桥）先生。”显而易见，除了吴讷孙（鹿桥）获得“首奖”这一条之外，水晶的说法基本沿用了张爱玲的回忆。
第三种是“红学家”赵冈的说法。赵冈在《张爱玲〈西风〉鹿桥》一文中表示，关于《天才梦》获奖，他的记忆与水晶所说不同。赵冈认为张爱玲征文“原题是《天才梦——我的童年》，而非《我的天才梦》之题。而且所获之奖是‘特别奖’，而非‘荣誉奖’，不是排名第十三名。”赵冈还指出，征文首奖并非为吴讷孙（鹿桥）所得，而是“由一位张姓作家所得，题目是《断了琴弦——我的亡妻》，是一篇悼亡之作，情词凄切，绝非想像出来的作品。吴讷孙先生此时大约还在西南联大读书，年龄不符，似乎无此经历。”赵冈进一步回忆了是次征文前四名得奖作品的题目和内容梗概，强调均与吴讷孙无关，因此有必要“与水晶先生对证一番”。
年代相隔久远之事，回忆总不那么可靠，总会与史实有所出入。张、水、赵三家之说哪家更接近历史真实呢？抑或每家都有部分错讹？经查《西风》原刊，真相方才大白。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出版的《西风》第三十七期刊出《〈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从而揭开了这次重要征文的序幕。《征文启事》对这次征文的宗旨、题目、字数、期限、应征资格、手续、奖金、揭晓方式等项都有具体的规定和说明，对澄清三家之说不可或缺，故照录如下：
《西风》创刊迄今，已经三周年了，辱承各位读者爱护，殊深感激。在一年多以前，我们为提倡读者写杂志文起见，曾经发起征文，把当选的文章，按期在《西风》及《西风副刊》发表，颇受读者欢迎。现在趁《西风》三周年纪念之际，为贯彻我们提倡写杂志文的主张起见，特再发起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并定简约如下：
（一）题目：“我的……”
举凡关于个人值得一记的事，都可发表出来。题目由应征者自定。如：我的生活，我的奋斗，我的痛苦，我的悲哀，我的恋爱，我的婚姻，我的好癖，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我的梦，我的志愿，我的人生观，我的理想，我的世界，我的教育，我的职业，我的学校，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丈母，我的媳妇，我的女婿，我的爱人，我的仇敌，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高徒，我的上司，我的下属，我的衣食住行，甚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鞋子，我的……，只要值得记述，都可选作征文题目。内容要实在，题材要充实动人。
（二）字数：五千字以内。
（三）期限：自民国廿八年九月一日起至民国廿九年一月十五日止，外埠以邮戳为准。
（四）资格：凡《西风》读者均有应征资格。
（五）手续：来稿须用有格稿纸缮写清楚，于稿端注明作者姓名住址，附寄每期附印于征文启事中之三周年纪念征文印花一枚，并于信封上注明“纪念征文”字样。无印花者虽佳不录。每人所投篇数并无限制，唯每篇须附印花一枚。
来稿请寄上海霞飞路五四二弄霞飞市场四号西风社编辑部。
稿件不论录取与否，概不退还。
（六）奖金：第一名现金五十元，第二名现金三十元，第三名现金二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除稿费外，并赠《西风》或《西风副刊》全年一份。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
（七）揭晓：征文结果当在廿九年四月号第四十四期《西风》月刊中发表。至于得奖文字，当分别刊登于《西风》月刊、《西风副刊》中，或由本社另行刊印文集。
应该承认，《启事》所示征文规则是比较公平和公正的。从《启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爱玲回忆中关键的一点，即征文限定的字数并不是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内”，相差竟十倍之多！这则《启事》自第三十七期开始，在《西风》接连刊登了五期，照例张爱玲关注《西风》，既要应征，总不至于弄错征文字数，而她偏偏粗枝大叶，写了仅五百字左右的《天才梦》应征。否则，我们今天或许会读到一篇洋洋洒洒，更为精彩的《天才梦》了。
一九四○年四月，《西风》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据该月一日出版的《西风》第四十四期编者的《〈西风〉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前言》透露，共有六百八十五篇作品应征，可谓佳作纷陈。“执笔者有家庭主妇、男女学生、父亲、妻子、舞女、军人、妾、机关商店职员、官吏、学徒、银行职员、大学教授、教员、失业者、新闻记者、病人、教会及慈善机构工作人员、流浪者、囚犯等，寄稿的地方本外埠，国内外各地皆有，社会上各阶层、各职业界、各方面、各式各样的人差不多都有文章寄给我们，可见会写文章或想写文章的并不只限于文人学者，同时也可以显示《西风》已经渐渐侵入了社会的各阶层”。然而，也因此增加了评选的难度。
编者宣称“是以内容、思想、选材、文字、笔调、表现力量、感想、条理、结构等条例为准则，以定去取的。”他们“自信确曾用着冷静的头脑，公正的态度，客观的眼光，把投稿者每篇心血之作详细阅读过”，但在“选定得奖的文章，以及决定名次时，还是觉得左右为难”。编者坦陈他们有可能“委屈了一些佳稿”，最后决定在十个中选名额之外，“另外定出三个名誉奖，以增加读者的兴趣，同时减少”他们的“歉憾”。全部得奖名单也照录如下：
第一名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水沫
第二名误点的火车（我的嫂嫂）梅子
第三名会享福的人（我的嫂嫂）若汗
第四名谁杀害了姐姐？（我的姐姐）绿波
第五名残恶的交响曲（我的妹妹）家怀
第六名淘气的小妮子（我的同窗）鲁美音
第七名无边的黑暗（我的回忆）方菲
第八名结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吴讷孙
第九名我做舞女（我的职业生活）凌茵
第十名孤寂的小灵魂（我的妹妹）连德
名誉奖
第一名困苦中的奋斗（我的苦学生活）维特
第二名我的第一篇小说（我的小说）南郭南山
第三名天才梦（我的天才梦）张爱玲
拿这个正式公布的得奖名单与张、水、赵三家的回忆相比较，不难发现三家的说法都有错讹。有必要指出的是，三名“名誉奖”的奖金额与第四至第十名的相同，即“除稿费外，赠《西风》月刊及《西风副刊》全年各一份”。所以，确切地说，张爱玲获得的不是《西风》征文“第十三名荣誉奖”，而是“名誉奖”第三名。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小说家的吴讷孙（鹿桥）也确实得到了征文奖，但不是“首奖”，而是第八名。
大有争议的征文“首奖”《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作者水沫来自上海，很可能是个笔名。此文在《西风》第四十四期上随评选结果一并刊出，系作者在爱妻去世后的第二十天所作，思念殷殷，感情深挚，是一篇感人的悼亡之作。全文字数刚好是五千字，根本不存在张爱玲所说的“不计字数，破格录取”。那么，又怎么解释张爱玲关于先收到获得“首奖”通知，后又突然改为“名誉奖”第三名的指责呢？这极有可能也是张爱玲误记。她当时收到的该是获奖通知，而不是获“首奖”的通知。假定正如像她所说中途变卦，《西风》编者大可改授她第二名或第三名，或者授予她新设的“名誉奖”第一名，而不至于把她改为“名誉奖”的最后一名，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西风》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授予她“首奖”，而只考虑授予她“名誉奖”。至于张爱玲所说的“首奖”作者“用得着这笔奖金”，故而《西风》编者“帮他这个忙”，是否根据确凿，还是当时张爱玲远在香港道听途说？因当事人均已下世，只能永远存疑了。
《天才梦》与“名誉奖”第二名《黄昏的传奇》一同发表于一九四○年八月《西风》第四十八期。平心而论，获首奖的《断了的琴弦》虽然文情并茂，毕竟只是中规中矩的抒情文，不像《天才梦》短则短矣，却是才华横溢，意象奇特，时有神来之笔，最后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出自二十岁的少女之手，道尽了多少人间沧桑，实在令人惊奇，也令人回味无穷。但这是文学趣味见仁见智的问题，编者评选《断了的琴弦》为第一名自有其道理，不能苛求。何况这次征文得奖作品后来结集出书时，就以“天才梦”为书名，可见编者对《天才梦》还是颇为欣赏的。其实名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西风》借这次征文“提倡西洋杂志文体，企图在我国杂志界灌进一些新力量”的初衷已基本达到。张爱玲的《天才梦》在近七百篇征文中脱颖而出，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亮相，意义非同一般。它昭示着一颗文坛新星已冉冉升起，张爱玲从此走上了职业写作的不归路。张爱玲晚年对此事的回忆也是耐人寻味的。回忆录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历史保留下一些真实，因此，比较客观、坦然、真实地对待自己与历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对《天才梦》获奖经过的误记，既表明张爱玲对自身文学才华的充分自信，也表明张爱玲毕竟也是常人，她再清高，再通达，再与世疏离，仍很在乎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张爱玲一九七一年六月初接受研究者水晶采访时，就“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这是值得张爱玲生平研究者和作品爱好者关注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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