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无用的事
做点无用的事吧，“急之国”的人们。
做点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的事，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
谁都要吃饭，却不需要时时为稻粱谋。成功带来满足感，灵魂难免还空虚。按照社会标准度过的一个个“有用的一天”，达不到幸福的标准。
有热爱无用之事的人，有名为“无用”的服装品牌，有在冷门学科甘之如饴的人，有成功人士的退后反思。
无用，是让脚步暂停等灵魂跟上；无用，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无用，是与社会和自己和解，以乐趣战胜焦虑，以平和心态迎来人生新境界。
“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邓晓芒语）试试看，你的“大用”正蕴藏在你的“无用”之事里。
无用于事，有用于心。
有用的无用，无用的有用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也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无关的人。前者清心，解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文/朱坤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下，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也有例外的，如扬州。这10年来，别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扬州却独自走了一条不与别人比GDP，不与别人比高楼大厦的现代化路子。1958年，丰子恺曾失望地说扬州“全无一点古风”，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城市”，“只是小上海、小杭州，并无特殊之处”。但新世纪10年过去，扬州人却将古城整体保存下来。今天的扬州主政者甚至自豪地说，古城及其文化是扬州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牛顿曾经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做多了却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人却恰恰相反，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
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
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专访白岩松
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一个时代要包容，要创造条件让很多人去做无用的事，不仅仅是写诗、作画、听音乐等等，还要去关心很多跟你自己没关系的事；幸福的三要素是物质、情感和精神，说无用就是要多关照自己的情感和精神。”
文/胡赳赳
他显然是个有用的人，不仅有用，而且很忙。忙到连辟谣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两次出现他从央视辞职的假消息。他走路很快，语速也很快，手机也会打断他的交谈--除了上《新闻1+1》的直播之外，台里又有其他的节目请求。
在中国，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当红的《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就说，白岩松是他最为欣赏的同行。除此之外，他也可以称为作家，两本自传和评论类的书籍《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一直都是畅销书。他还尽量抽时间满足大学、媒体等发表演讲的邀请，他擅长即兴的发言，常常以雄辩、睿智和严肃的面孔出现。与他理性的思考相比，他是个温和的“改良派”，在“革命”、“改革”和“改良”三个词汇之间，他毋庸置疑地选择后者。这是他对时事一贯的看法，他不希望看到流血、牺牲和暴力，他说：“历史将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个盛世。”他有着自我的历史观：“历史要靠每个人的努力，一步步地推进。”
很难将他归类到“新左”或“自由主义”这种知识分子阵营的划分里。但在他的自我确认中，他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尖锐的言论常常影响着舆论的导向，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着，他不是知识分子中的投机者，而这，也让民众和媒体进一步认同了他。
“做无用的事”是他最近一次演讲的题目。其核心观点是：“面向社会的时候，多关注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面向自己的时候，多干一点别人认为没用的事。”这位43岁的电视主持人曾经卸掉了三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也回避着各种接踵而来的社会邀约，不去做一个“滥好人”。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在他身上已看不到痕迹。他想了想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人还是会想自己是不是能安心。”
“有用”是时代病
《新周刊》：如何理解“有用”与“无用”？
白岩松：当每一个人都在拉扯你要去做很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活着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我认为都处在一种“没有时间活着”的状态。我毕竟过了40岁了，也要去考虑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不是全是那些“有用”的事情？为什么在做那些大家都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一般感觉不到快乐。我做新闻的时候--就像你做你的杂志的时候，也不一定感觉快乐，因为这是责任，是你的理想的某些东西在这里。因此，生命需要一种平衡。过了40岁，就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我不能总去做我自己认为--尤其是其他人认为的那么多有用的事儿吧，那些我经常觉得快乐、无用的事儿怎么没有时间去做呢？所以，在暗合自己或者说是契合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个体身上的冲突绝不仅仅只停留在我个体这儿，它也是时代的一种病。所以，大家会觉得契合，但我必须得承认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要去为大家怎么怎么地--那又是“有用”的事儿了，我只不过是发布自己的感慨。但是我也是时代当中的一分子，这是时代病，我也是被传染的。那么大家有那样一种共鸣也是正常的。
《新周刊》：那你自己是怎么处理的？
白岩松：我现在必须是要敢于说“不”。具体说来是有步骤的：2003年我放弃了权力之路，我辞去了所有附在我身上的--当时我是3个节目的制片人--与权力有关的路。那好了，我堵死了一个出口，这是一条岔路。如果你眼前有无数条岔路，那你会把自己走晕了的，现在我先把它堵死了。
接下来的就是所谓的利益，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清洁，有时候亲朋好友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确实推不掉，有时候也会去做，但是必须坦白说大部分钱我已经不去挣了，大家很少会在类似企业、商业或是演出的各种场合看到我。
还有一点很重要--堵死了一条“好好先生”之路。人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时间了--都在做“有用”的事，没有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有一点便是因为你试图维系着这种好好先生的面孔，面向所有的方向，你不会发火、不会说“不”，你好像没有得罪任何人，最后却把自己“得罪”了。
堵住了权力的路，适当地堵住一定比例钱的路，再堵住一些好好先生的路--便给自己腾出了一些空间，腾出了一些空间就可以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儿了--听听音乐，看一些书，跟朋友聊聊天，保证一定的运动量，踢球，散步，去画画北京的美食地图或是找找淘碟的地方。
《新周刊》：这里头可能就牵扯到一个时间分配法则的问题。都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碎片化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碎片化了，就是时间。
白岩松：再深一步，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再愿意用时间去换利益，我拿出相当的时间去换取自己的舒服，换生命该有的某种状态。
《新周刊》：那别人会去想--对你白岩松而言，是不是你的生命中的理想、欲望和激情都已经实现了、达到了--从而你选择这样？
白岩松：比我得到的多的人多得多，比我得到的多的人不愿意停下脚步、依然为名忙碌的多得多得多。我不属于我们这个行当里的富有者吧--相比较之下。但是我也绝不能不说自己不富裕，这绝不可能。但是任何事情是相对的，那我觉得起码我还懂得适可而止。
“无用”的种子在80年代
《新周刊》：其实，在我眼里有两个白岩松同时存在--一个是人群当中的白岩松，所谓人群中，包括出现在公共空间、公共画面当中的白岩松；还有一个是人群背后的白岩松。哪一个是真实的你？
白岩松：任何一个人，大家有时候总觉得“哪一个才更真实？”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做每一件事情展现出来的那一瞬间都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见过很多温文尔雅的人在球场上突然成为“暴力分子”，哪一个是真实的？可是我非常清楚，都是真实的。我的球友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生活中和声细语的，但是在球场上却偏偏很暴戾。
《新周刊》：比如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看到一个屏幕上的白岩松和生活中的白岩松完全判若两人。
白岩松：屏幕上跟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人。我觉得大家在解读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过简单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看任何事情，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白就是黑、不是A就是B，但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更多是在AB之间、在黑白之间、在对错之间、在好坏之间，那才是最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不会去简单地下结论。人也是一样，我们会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别逗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我们跟任何人都一样，就看环境激活了我们什么。
《新周刊》：对。坏人是什么？坏人就是自己恶念的一部分。
白岩松：有的时候跟大学生交流，我就想，我也有可能成为他们所厌恶的人，如果环境把你潜在的那个因子激活出来，一样。
《新周刊》：你现在是过了40岁，那对于20多岁的人来讲，做无用的事适当吗？
白岩松：我18岁到20多岁之间做无用的事是做得最多的，我现在不过是一种回归而已。你说写诗有什么用，半夜趴在床上，你说对着星空数星星有什么用？一帮男男女女坐在草坪上拿着吉他，然后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有什么用？为一个民族深深地忧虑，热烈争吵，在很多成熟的人看来，这有什么用？
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幸运吧，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做过很多所谓热血沸腾的无用的事，所以才有了深深地做“无用之事”的这种“种子”。
《新周刊》：那是因为在大学里有时间，如果出了大学校门，22岁之后到30岁，这个人生奋斗的8年，让这群人去做无用的事儿，可是很难的，他们每一步都得为了生存而考虑。
白岩松：我也不是没做过，在我打拼得最狠的那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头，我也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只不过不像现在这么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我经常会把我以前的球友召集在一起打一夜麻将，你说这有什么用呢？说赢了钱吗，没有，一般是输钱的。听音乐有什么用，也会去听啊，只是比例会小点。很重要的一点，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在看一些无用的书，便没有后来的--比如说我最初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陪着我的是曾国藩的书，曾国藩有一天一下子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的《东方之子》跟他是同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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