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矛盾。其矛盾的由来及矛盾的深刻性、持久性论者甚多，不拟展开。这里所要强调的是，“9·11事件”后一度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所掩盖的中美“两制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与“两化斗争”（西化、分化），目前呈逆势上扬态势，只是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而已。从内容看，那种非此即彼的“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较量越来越转变为“发展模式之争”。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遭到全球诟病，而所谓“中国模式”则逐渐受到重视和欢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过招虽不比两制斗争那么剑拔弩张，却更加深刻。①从形式看，借助脸谱、推特、谷歌等网络手段推进“网络自由”，成为美国对华民主化战略的新趋势；公民社会、青年一代、维权力量、基层民众等，则成为美国在华推进西式民主更青睐的对象。由此观之，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形式和内容的变异而更加复杂。近期中东、北非乱局再次燃起美国政客们的民主化战略冲动，势必将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更加激烈。四是台湾问题。自杜鲁门“台湾地位未定论”抛出之日始，迄今半个多世纪，两岸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美台非官方实质性关系有进无退，中美台两国三方的互动日趋复杂，台湾问题从原本不是“问题”已然固化为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明显缓和，台湾问题搅动中美关系全局的分量有所下降。但是，美国对台军售的破坏性却有增无减，其与中美两军关系的捆绑性、同中美整体关系的关联性似乎与日俱增。在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拉近的背景下，对台军售作为体现美台特殊关系的“纽带作用”、作为牵制两岸关系实现突破的“干扰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尽管中美关系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后再度回归理性发展轨道，但对台军售问题的潜在冲击力仍然巨大。随着2012年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军售问题会否引起连锁反应，台湾问题是否再成中美关系的焦点，值得关注。上述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互为影响，根源还在中国超预期崛起与美国不期遭遇金融危机重创而引发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可以预见，面临中东变局和日本强震两大新的历史性事件，只要中国稳住阵脚善抓机遇，中国继续高速平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美国战略思想界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带来的三重挑战，即：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由此观之，在美国经济脱困、安全“撤出”、战略重塑期，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可能还会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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