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界定彼此的领域、地位与功能，界定不同信仰之间合法性的认同方法，早已直接涉及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或宗教的基本走向。
在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深度运行的当代中国，执政党的信仰问题、信仰认同的基础及其强化，已经与执政党的合法性证明方式紧密相关。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而言，当信仰成为“问题”之际，往往是时代更替的关键，或者说，当时代在孕育重大变迁的时候，信仰往往就会成为问题，成为变迁的先兆。比如，辛亥革命时期，就是典型的信仰与秩序双重危机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信仰危机的概念一直如影随形，不断被提及，直到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的左右分离，人心聚合等问题一再提出，社会各界对信仰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日益严重。
目前，中国社会对信仰问题存有三大认知取向：一是信仰缺失论，认为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中国人都没有自己的信仰。包括党员干部的信仰也已退变成一个符号，缺乏严谨的、认真的信仰讲求。二是信仰无用论，虽然中国人目前已有“五大”宗教和民间宗教等信仰，但是这些宗教信仰是否能够形成价值认同，能否对社会诚信、防治官场贪腐起到制约作用，则遭到很大的怀疑。三是信仰混乱论，认为现在中国人的信仰很多，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既包括了五大宗教、民间信仰，亦包括了儒教信仰、政治信仰、国家信任等等。曾经有问卷调研显示，全国只有16%的党员干部是无神论的真正信奉者，其余的都在不同形式上信仰不同宗教，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甚至请人看相、算命、预测自己的官运是否亨通。祈祷平安，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行政大楼建设，也要请风水先生来观测地形地貌等等。
在各个地方层面，党政官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活动，有私人求神拜佛的情况，有代表地方政府的政府官员参与不同形式的大型宗教信仰活动，有的利用宗教发展地方经济，有的是借用统文化形式举行祭祀活动。虽然其中涉及对宗教的定义问题，但在祭炎黄、祭孔孟、祭夏禹等大型信仰祭祀活动中，人们都不能看到公共权力背景及公共财政的支持。 二、公共权力的信仰危机 仔细考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信仰变迁的痕迹，不难发现，随着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多元干部之固有官德对于中国的道德引领的示范作用，已经非常淡化，甚至在很多层面已不复存在。这就导致执政党面临信仰危机问题。
这些危机现象，总结起来说，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近年来宗教社会学的调研发现，很多党员干部私下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曾经有一个佛教寺庙的方丈告诉我，他认识一个正局级的佛教徒……乡镇干部和村支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参加地方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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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新友：《微博江湖的会观察》
当下中国，正处于公民社会大发展的前夜；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波澜牡阔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创新。“社会建设”或者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既不是国家权力渗透乃至控制社会组织领域的过程（“全能国家”范式），也不是社会组织摆脱国家控制而形成独立的自主性空间的过程（“公民社会”范式），而是双方建立起制度性的互动关系的过程，是社会组织专业化地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完整的上、中、下游社会组织产业链和区域产业集群的过程。
——韩君：《公民社会与市场法团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