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在我们思考自己的过程中如此广泛地运用诸如主观性、自治性、自由度这些概念，以至于它们有被详细研究的必要。假设生活质量概念还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与我们判断自身和他人所运用的标准和规范如此密切相关，同样有必要详细研究和分析这些概念。这里所要达到的目标绝不是试图“对现代灵魂作心理学的诊断（有大量的文献试图这样做）”，而是去理解“现代灵魂”如何成为心理学诊断和统计模型的对象，这些名词如何构建为令人信服的存在，它们之间关系如何，名词和标准的发展（这是因为幸福是受自我平衡控制的，人们能够并且必须表示对生活有75%-80%的满意），随之产生的管理形式和自我技巧被这些名词驯化了。
当“科学”地使用生活质量建构这个术语时，比如，以“科学的方式”测量政策成功与失败、人类服务组织或个体化照顾，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将生活质量认为是现代日常灵魂的一个个体化方面的说法是矛盾的。如果列举康明斯等人和埃奇顿（ 1990）的观点，我们将相信个人宣称的满足感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他们将要做的，而是他们作为人类被无法控制的情感、生理和压力限制或牵制——那时，正如沃纷斯伯杰（1994）和埃里克森（ Erikson.1991）所建议的，将生活质量作为政策或是服务质量成功的指标来测量没有实用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寻求评论与某些直接与健康质量相关的或者是得到社会照顾的个人经历是没有价值的。尽管生活质量没有一般的概念和方法（ Cummins，1997），如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指标遭到贬低，但它们之间确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停车场与肿瘤门诊的距离；HRQOL研究领域中，对于化学疗法过程可接受的程度也做了许多测量。所谓的“病人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在文献中是经常互换使用的，而且这里的“生活质量”是本土或者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术语。生活质量本来只是一个专业术语，如果有人想把它看做一个特殊的地位的话，那么就会产生问题。这并不是指其他HRQOL研究的发展是不成问题的：正如第六章讨论的，QALYS和DALYS不仅在概念上和方法上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从道德层面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以下我将再次论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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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大学 迈克·巴瑞 罗亚尔·霍尔韦
本书为复杂而零碎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概述。作者在生活质景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以一种清晰、批判和全面的方式探寻了研究发现。
——英图剑桥大学布赖恩·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