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认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如前所述，唐代所修诸纪传体国史，就连北宋内府似也仅得见韦述《唐书》（130卷本）一种。此前所修的其他诸史，今天欲窥全貌固不可能；就是想在宋人著述中找到如韦述《唐书》般的断章残简，恐怕亦非易事。另外，虽然在《旧唐书》中的“隋末群雄传”的史文中，可以观察到不可能出自令狐德菜《国史》的部分文字；但要由此反推整个“隋末群雄传”都是如此，显然还是大大不够的。这样的史料状况，决定了只有从其他的间接途径人手，方有接近答案的可能。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本章开头所引的钱大昕之言，即“自后南、北八史列传，只述开国功臣，胥用沈法”。所谓“南、北八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与《隋书》这八部以南北朝诸王朝为书写对象的纪传体王朝史。尽管在王朝更替的暴力过程中并不缺少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但是如钱氏所指出的，这八部史书在整体上都呈现出了“开国群雄传”的结构性缺失，从而与魏晋以来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钱氏的意见中也有不够准确之处。从“南、北八史”的前端来看，“开国群雄传”在纪传体王朝史中的结构性缺失，确实始于南齐永明年间沈约《宋书》对于徐爰撰刘宋国史中桓玄、卢循等“晋末群雄传”的刊除。然而事实上，徐爰在刘宋大明年间受命修撰国史时，就已经提出不为桓玄立传，而只需作为高祖刘裕之“功业”，在国史中记录其被平定的经过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一主张未被当时的朝廷所采纳。徐爰在国史书写中的这一主张，要到几十年后沈约修前代史《宋书》时方才得以实现，并进而扩展为南北朝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通则。虽然南北朝诸王朝之国史今无一存，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其中当也呈现了开国群雄传的结构性缺失。
而若从“南、北八史”的后端来看，如所周知，《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与《隋书》这五部，都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以官修前代史的形式完成的，即所谓的“五代史”。这几部书与“南、北八史”中其他几部一样，仍然呈现“开国群雄传”的结构性缺失，提示我们唐代前期可能仍然处于南北朝以来的历史书写传统之中。在这样的传统笼罩之下，“前代史”与“国史”共享同样的结构是非常自然的。具体到唐代初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问题。一方面，贞观年间所修的诸“前代史”，都是在前代诸王朝之“国史”基础上完成的，甚至连相关撰者也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如姚思廉撰《陈书》，主要继承了其父姚察所撰陈之国史；李百药撰《北齐书》，凭借的是其父李德林入隋后所撰《齐史》，而此书又来自于德林在北齐所“预修”之国史。另一方面，这五部“前代史”的撰者，与唐代初期“国史”之撰者，事实上又基本是同一群体。如唐代纪传体国史，就始于“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更具代表性的是令狐德葉。他在贞观年间除负责《周书》的具体修撰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同时兼修国史。高宗即位后，仍“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同时还参与“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以及《高宗实录》的修撰。史言“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橥始也”，又言“德菜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恐皆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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