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下旬,蒋动身前往苏联。在未到苏联之前,他先写信给莫斯科文化交换局,请求参观他们的档案库,同时将想要查档的资料分成四组:“咸丰年间中俄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江东岸之交涉文件;咸丰末年伊格那提业夫与肃顺交涉之文件;同治末年与光绪初年间关于伊犁问题之文件;咸丰八年关矛天津条约之文件。”但蒋氏的这份请求和清单却命运多舛,在苏联文化交换局、外交部远东司及档案保管处三机构间往复推诿,几经交涉,始于双十节后看到其中一种,“但都是第四种的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就是蒋的随手笔记,也以规章制度为由暂扣。蒋的第一站可谓出师不利;到了德国的柏林,情况就不同了。柏林中央档案馆主要有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两家‘蒋氏想看1895年以前中德关系的档案,先到普鲁士档案馆,正好机遇不巧,主管人员告诉蒋,此类档案两三年以前是可以公开的,但现在不公开了。所以他只能阅看一些通商部分的档案,其他档案则无缘一见。到了英国,蒋的收获就更大了,他要求查看的外交档案,除-1886年以后的档案按照制度不予公开外,1885年以前的档案则完全公开,且笔记、抄录或照相均可,蒋就拣选紧要的档案请人影照,共得有一万六千余页。其中除中英交涉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内政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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