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黄帝的一世孙、帝喾之子尧，却打破这一传统。作为各部落联盟大酋长的尧，手中掌有祭天、巡猎、处罚和攻击敌对部落的宗教、生产、法律和军事全权，但却是位极为民主的君王，就连王位的继承人也是咨询四岳，并经过考察而“禅位”给了外姓人舜。虞舜作为颛顼的七世孙，追溯起来虽然与尧同祖同宗，但当时却是代表了不同部落的外族力量。正因为尧的这种精神，不仅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就是后来的历代君王也没有不敬佩他的。舜也仿照尧那样由众人选举出禹做他的继承人。禹虽然也选择了众举之人皋陶来接班，没想到皋陶命短，只得又推举伯益继位。但是禹死后，其子启却夺伯益之权自立为王，这一夺便使后世称为理想的“禅位”制度彻底废弃了。
说到禅位，便不能不涉及君王的品格、能力。没有优秀的道德人格和杰出的领导才能，是不会被推举为王位的继承人的。在禅位制度下，这种选君的方式无疑也就是推举他们心目中理想人格。禹之所以成为众心所向的大酋长，不仅在于他勇猛善战的武功，更在于他造福天下的德行。他治洪水，定九州，改玉器为铜器，成为新生力的代表。他更铸九鼎以示天下，“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从而使孔圣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像舜、禹这样的部落公选的大酋长，尽管拥有的私人财产比他人稍多，并握有宗教、军事的生杀之权，但在当时那种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社会中，他并没有高高在上、脱离生产和民众的特权。因而他既是部族的领袖，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他们的兄长与父辈。他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和尊重部族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同时在战争和生产中他又必须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他的德行优劣（在这种公选制度下，显然是优秀的）直接关系到他的兴衰与存亡。正因为有尧、舜、禹这样杰出的君王，所以才有所谓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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