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中研院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民主化、东亚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的经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客观总结与分析，对此过程中的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学者们在研讨的过程中也有交锋，对于深入认识民主的本质也具有启发作用。作者在肯定台湾民主经验的同时，对其不足也提出了批评，对于美国式民主的局限与“假民主”的弊病也进行了批判、分析与探讨。这些都具有启发意义。

　　国民党和财团间密切合作的契机，关键在于政治领导人态度的转变。李登辉就任“总统”以来，其作风迥异于历任“总统”之与企业界保持距离的做法，不但频繁地与企业界人士接触，并且也让企业界人士在财经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不但成为行政部门在拟定政策时的咨询对象，甚至能透过国民党中常会的党务系统影响行政部门的决策与执行。这与李登辉在掌权初期，缺乏党内各个势力的支持，因此转而向民间的资本家和地方派系寻求政治支持，并反过来钳制反对他的传统国民党政治势力有关（王振寰、钱永祥，1995）。而这种做法，导致了后来国民党的财团化和地方派系化的黑金政治现象。
　　财团的政治化不只是透过与国民党的联盟关系来影响行政部门，更直接的是透过“立法委员”的选举来与行政部门相抗衡。在王振寰（1996）的研究中，他分析了1969年、1972年、1975年、1980年、1983年、1987年、1989年的增额“立委”选举，以及1992年的二届“立委”选举当选名单后，发现在294名“立委”当中，拥有企业背景的平均比例占50%，亦即有一半的“立法委员”直接担任过企业的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董监事或顾问（王振寰，1996：149）。仅1992年的二届“立委”当选人中，不但有近半数的“立委”具有企业背景，并且有近两成的“立委”接受相关企业明显的金钱支持。虽然具企业背景的“立委”数量在第三届“立委”选举中有减缓的趋势，但是到了第四届“立委”选举，225名“立委”当中有92名具有企业背景，而且国民党籍的就占了61位，占国民党123席“立委”中的49？5%，等于国民党“立委”每两人当中就有一人是企业出身，可见财团与国民党结盟合作之密切（黄宗昊，2004：55）。
　　地方派系的势力，在此阶段也不断地在扩大。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透过侍从主义，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忠诚拉拢地方派系。然而在民主化过程中，由于政党竞争愈来愈激烈，以及由于“国会”的全面改选，地方派系的势力突破了被限制在地方的格局而逐渐进入中央，形成广泛的联盟。更由于政党在选举上的竞争关系，国民党也愈来愈依赖地方势力的动员来与反对党竞争，因此地方派系反过来对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在过去，国民党中央仍能够对地方政客掠夺公共财的做法有所牵制，但在现今则失去牵制的力量，使得赤裸裸的利益政治大量出现。相对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上，由于地方势力进入中央，对国民党过去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产生极大的压力，地方分夺更大权力的做法，逐渐改变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地方派系的财团化，在民主转型中形成了广泛的联盟，夹击着势力逐渐转弱的国民党中央。
　　在“国民党的财团化”与“财团的政治化”的两方夹击下，行政部门的国家能力开始弱化，无法像过去发展型国家时期得以透过经济政策导引产业发展的方向，反而是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都深受财团的干扰左右。以“公营事业民营化”为例，行政部门往往在高层的政治压力下大开方便之门，让财团在1990年代自由化和民营化过程中有黑箱运作的空间，它们用极少的本钱就得以控制拥有庞大资产的公营事业，在无心持续经营公营事业本业的情况下，财团不是将公营事业的公司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炒作，就是把其当做金鸡母金援财团其他事业。于是，“民营化”成为“私有化”与“财团化”，而台湾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也在这金融投机的股市热潮中逐渐恶化（张晋芬，2001）。
　　四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
　　政商关系的私人化2000年3月的“总统”大选，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意外当选，这是国民党长期执政50年以来最大的挫败，也意味着整个政治体制必须快速调整，以适应高层权力结构的改变。从地方层级来看，民进党执政后，为打破国民党与地方派系之间的联结，采取了两个主要的措施：一是以金融改革之名瘫痪农渔会信用部门的功能，以断绝国民党地方派系的选举资金来源；二是透过选举提名制度，在派系林立的县市（例如，嘉义县市），建立民进党与地方派系之间的派系侍从关系。然而，从中央层级来看，虽然国民党原有的统合体制因为执政优势的消失而瓦解，但民进党却也未曾在新的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体制。这是因为陈水扁只想透过“总统”的职位建立亲信资本主义的个人裙带关系，利用执政优势借机拉拢资本家，形成个别酬佣与笼络的政商网络。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下，台湾的政商关系倒退到第三世界的地步，而陈水扁也因此付出“总统”下台之后锒铛入狱的代价。
　　对国民党而言，2000年“总统大选”的挫败逆转了其过去在政商关系上的主导地位。在地方政治上，败选后的国民党不再有行政资源可以分配给地方派系，因此许多在地方政治下原属弱势的小派系开始寻找与民进党合作的机会，而初掌执政权的民进党也试图透过与地方派系的合作，将过去主打文宣战的选举方式转型成为以地方组织为基础。两者一拍即合，嘉义县林派掌门人陈明文在2001年嘉义县长选举中的由蓝转绿，就是最明显的例子。2000年10月3日，“行政院长”张俊雄突然宣布停建核四，造成最严重的朝野对立，在野的国、亲“立委”在同年12月22日联合提出“发动‘总统’罢免案联署”，也因为这次的朝野对立，造成台湾的股市无量下跌，从8000多点跌至3000多点，呈现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的时刻。当时属于在野国民党籍“立委”陈明文就发表一篇“政局安定、经济优先”的说明，主旨在撤签“总统”罢免案。而这个动作在当时就被解读成林派与民进党即将合作。2001年，县市长大选前夕，陈明文阵营不断在媒体放出消息，希望能以某种形式整合泛绿阵营，寻求民进党在嘉义县的第一次胜利。经过多次民进党中央协调，以及由“总统府”主导之下，陈明文以民调方式获胜而获得民进党中央提名角逐嘉义县长。最后，民进党陈明文以7000余票击败对手国民党籍候选人，当选第14届嘉义县长（陈叡仁，2002）。延续着民进党与林派在嘉义县长选举中的胜利，在2001年的“立委”选举上，民进党在嘉义县除了提名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外，也暗中援助以无党籍身份代表林派参选的张花冠，形成泛绿联盟对抗国民党的黄派，最后的选举结果是，虽然国民党的李雅景以最高票当选，但另外3个“立委”席次却全部落入民进党阵营手上，打破了过去国民党在嘉义县“立委”选举上的主导优势。嘉义县地方政治生态的转变，具体而微地呈现民进党如何透过与地方派系的合作，瓦解过去国民党的地方基础，也接收了国民党过去的地方网络。
　　在“国会”席次上，由于亲民党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成立，因此国民党原本拥有的稳定过半席次必须在与亲民党共组“泛蓝联盟”的情况下才得以稳住。但在2001年底的“立法院”改选中，国民党却遭惨败，只拿下约占总席次1/3的68席，民进党反而成为“立法院”的第一大党。随着政治权力的丧失，党营事业失去了过去所倚赖的政治特权与讯息优势，不但在获利能力上大幅衰退，并且还面临偿还庞大借贷的资金缺口。但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此刻抛售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变现，不但要面临大规模亏损，并且也不利于后续各项选举资金的筹措，因此国民党也没有主动处理党产的意愿。虽然民进党在“立法院”试图透过立法要求“清算党产”，但在泛蓝“立委”阵营的护航下，相关法案的制定程序一拖再拖，国民党也只在口头承诺要清算党产交付信托，实际上却透过财务切割与出售的方式，把有获利可能的资产处分给予国民党亲近的财团，债务部分则以拖待变。除了国民党党营事业外，威京、润泰、长亿等在1980年代随着金融投机、房地产热潮而与国民党党营事业有密切合作的财团，在2000年后也出现财务杠杆吃紧的现象。这些财团的高额债务，绝大多数都转为金融机构的呆账，即使耗尽“行政院”提拨的5000亿“金融重建基金”仍嫌不足，最后成为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政府的棘手问题（黄宗昊，2004：59）。
　　就民进党而言，虽然其在未执政之前得到不少中小企业出于理念认同的支持，而陈水扁在竞选期间也得到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奇美实业董事长许文龙、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的支持，但由于民进党没有自身经营的党营事业，因此和企业界之间的关系无法借由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强化，自然也谈不上所谓的“结盟”，或是将政商关系制度化、组织化。民进党执政前的政商关系，“单位是点状的个人模式而非党的组织性经营，而且是以政治理念的认同而非政经利益的交换作为关系的基础”（吴采桦，2004：68）。所以民进党执政后与企业界的互动反而比较接近“非制度性个别笼络”的类型，一方面透过“国策顾问”与“资政”的任聘来笼络本土意识浓厚的本土企业家，另一方面借着民营化释股和公共工程的承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铁的兴建过程）来给予亲绿企业家实质的经济利益。事实上，陈水扁竞选“总统”时的“国政顾问团”，其主要成员就有不少企业财团成员，而陈水扁在上台后更不断地向企业界表达善意，在“520‘总统’就职”当天公布的资政与国策顾问名单，列名其中的企业界人士高达20多位，所聘请的商界人士比李登辉时期还多，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名列其中的商界人士，不仅有长期支持民进党的企业负责人、亲近李登辉的商界人士，甚至还包括过去与国民党往来密切的工商团体负责人。除上述“资政”与“国策顾问”名单以外，陈水扁更延续李登辉的做法，积极地与商界人士亲近，进行餐叙、接见座谈、出访随行等，试图和工商团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工商界争取人脉。
　　除了笼络个别企业，民进党也致力于收编企业组织。在2001年经济发展会议召开之前，民进党就成功地将“三大”工商团体（“全国工业总会”、“全国商业总会”、“工商协进会”）稀释成“六大”工商团体（“三大”外加中小企业协会、工业协进会、台湾区电机电子公会），以分散旧有三大工商团体的势力。而在工业总会、商业总会、工商协进会这三个传统的工商团体里，虽然国民党在其中的政商关系盘根错节，但民进党仍旧安排亲绿的东元电机董事长黄茂雄接续中信集团的辜濂松出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试图透过这种高层植入的方式，让民进党的势力得以渗透进入传统的政商关系网络中。另一方面，民进党也积极扶植亲绿的新兴工商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多半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例如由戴胜通担任理事长的中小企业协会，和李成家推动成立的工业协进会等，他们不但是民进党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咨询对象，并且也是其以经济资源换取政治支持时的操作平台（黄宗昊，2004：60）。除了六大工商团体外，在民进党执政期间还有许多新兴工商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包括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所创立的“台湾数位视讯协会”，义美集团所主导的“企业主广告协会”，以及民进党“立委”王拓等人成立的“台湾全球运筹发展协会”等。而民进党在强化与大型工商团体关系的同时，也不忘继续巩固原有的中小企业团体与组织，如青商会、狮子会、扶轮社与同济会等（钟闵谚，2006）。除了工商团体，民进党政府也与企业家募款成立了“台湾智库”，以求形成一个政策导向的产官学界网络，并且更试图掌握高达100多个由公营事业或“国库”直接投资所成立的财团法人与基金会，以导引将来的政策走向。
　　总的来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扶植过去不受重视的产业公会，筹组新的工商联谊团体，积极运作新的民间智库，试图建构一张新的政商网络。不过在制度结构与环境的影响下，财团在政商关系中取得优势。选举制度凸显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的竞选又需庞大的金钱作为后盾，给予财团认养政治人物的机会，以拓展其在政策上的影响力。而又由于民进党本身缺乏财经人才，对国民党培植的财经技术官僚又缺乏信任，在政策制定上缺乏有力的官僚体系和财团的政策影响力抗衡。再加上国家领导人积极拉拢讨好资本家，希望资本家协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以巩固统治的正当性。政党轮替后政商之间权力的天平又进一步向财团倾斜，政府积极地讨好企业财团，政商关系从民主转型期的“大小伙伴”关系逐渐转变成“平等结盟”关系。
　　虽然民进党无法透过党营企业与民间企业建立联盟，但掌握国家机器的民进党，却可以透过公有资源的释放来建立与维持政商关系，“国营事业”与公股公司在其中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以高铁案为例，原本以“政府零出资”为条件，取得兴建权及30年营运权的台湾高铁，在财务预测出现失误时，就利用与民进党政府之间的政商关系，要求政府纾困。而陈水扁也先后主导“行政院”开发基金以及台糖、中华电信、中钢、荣工公司等公营企业参与高铁增资认股，不但让政府逐渐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并且官方资金及当局全责担保的银行融资占了绝大部分，而真正民间投入的部分还不到1/10，其中由政府全责担保的23家银行联合贷款案，总计达3323亿元。尽管如此，高铁公司还是一再发生资金不足问题。到2005年9月，高铁公司自有资金尚有75亿元的缺口。公司本应自行向社会筹资，自行解决。然而，在民间企业与民众不愿投资的情况下，民进党政府再次违反规定，由“行政院”下属的航发会与中技社两个财团法人机构分别出资45亿元与30亿元投资高铁，使得官营企业在高铁中的持股比例已达35？6%，直接违背了有关BOT条例规定的公营企业投资不得超过20%的规定。如今，高铁公司的大股东与债权机构，除五大原始股东外，还包括了台糖与中钢两大“国营企业”、合作金库等8家公股银行、“行政院”开发基金等。
　　从高铁融资案不难发现，民进党政府利用“国营事业”笼络民间资本家的方式，与国民党相比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降，虽然金融部门已经完成民营化，但政府仍然持有相当比例的股份与实质的控制权，再加上产业部门还有许多尚未民营化的“国有企业”，因此民进党得以透过政府控制如此丰厚的经济资源。为了运用“国营企业”的资源，陈水扁首先任命曾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担任其“竞选财务总管”的林文渊出任“国营事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熟悉各“国营事业”事务。接着，按企业任期与政治需求陆续更换“国营事业”的官股代表。这些亲绿人士进驻“国营企业”董监事高层的任务有二：一是调度资源，以利政策执行；二是革除国民党遗留的弊端，为绿色执政加分。其人事布局的基本原则是“总统府”以政治任命的方式决定关键的高层人士，而下层职位则搭配专业人才经理人。这批绿色董监事由于没有传统政商关系包袱，因此在产业部门的确比较能发挥革除弊端的效用，包括中油的郭进财、台电的林能白、台糖的吴乃仁、台盐的郑宝清和中船的徐强，都大幅提升其事业部门的获利能力。但在与政权关系高度紧密的金融部门，情况却远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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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主题
台湾经验：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
民主转型与政商关系重组
台湾政治民主化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台湾的民主转型与“宪政”选择
选举、民主化与政党竞争
国民党与台湾民主转型
第二部分　专题讨论
张维迎　经济自由化应在政治民主化之前
杨光斌　台湾民主化转型的路径依赖
于建嵘　网络的认同超出组织的命令
焦洪昌　“宪政”转型是民主与法治的互动
邱泽奇　台湾选举引发的思考
第三部分　相关链接
台湾战后政治思想与民主运动
主权政治的苦腥滋味：关于晚近政潮的
几段札记
台湾民主困境的社会根源
台湾民主政治困境，还是自由民主的困境？
东亚民主困境与当代思维陷阱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