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甚至是不可分离的对应物是特殊的,它由运动、思维方式(前语言影像)和审视这些运动和方式的视点构成。它建构一套完整的‘心理机制’,即具有自身逻辑的精神自动装置或者某种语言的可陈述性。”德勒兹在这段话中强调指出,电影影像的本质就是一种“心理机制”或“精神自动装置”,它对观者的思维和心理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电影的影像结构实际上就是研究人自身,电影影像类型的变化实质上就是凝视主体思维模式的变化。
德勒兹无论是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电影理论家,都从柏格森的思想中受益匪浅。作为19世纪末西方“生命哲学”的代表性人物,柏格森强烈反对将机械论、唯理论和决定论等实证科学的方法和原则直接运用于生命活动领域,相反,他认为只有通过直觉和同情才能体验到绵延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审美和艺术创造。因此,柏格森非常看重人的身心经验,认为人的心灵是一条源源不断、变动不居又互为渗透的意识长流,此即柏格森的“绵延”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将直觉这一审美感受方式与生命的纯粹绵延状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两者之间互为依存.不可分割。在柏格森的生命“绵延”说中,时间取代了空间、绵延取代了凝固,具有深刻的现代主义审美价值和非理性主义色彩,他不但避免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精神对人的内在生命的扭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影响到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事实上,柏格森本人对此时刚刚诞生不久的电影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创造进化论》中就对“电影术”有过较为深刻的哲学思考,称其为“思维的电影放映机制”,认为在人的思维模式与电影的放映机制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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