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他对重要文牍都是亲自草拟，任职书局总经理30年，未有专职秘书。有人问他，事务繁重，何不由秘书代劳。他的理由是：有事要向秘书说明原委，交代如何措辞，稿成之后，又须核阅修改，不当意者，还要重拟函稿，不如自己动笔，省却许多时间。
陆费伯鸿是个旧知识分子，早岁几经挫折，乃归诸命运，在他一生的后期，不免有陈腐观点。如谓中华书局逢六不吉。又说：“中华书局之命运，几为中华民国之雏形；尤奇者，民六七月一日，张勋复辟，民国中断，中华书局亦于是月移交于承租者，岂冥冥中竟有命运存焉乎？何其巧合也！”①民国16年（1927）又以经济上周转不灵，一度发生恐慌。上海总公司和总厂设在静安寺路，1934年，正门关闭，门前忽然挂出牌子，上写：“迁厂在即，路坏不修，请走哈同路大门。”大家觉得离奇。王祖廉（酌清）任上海发行所所长时，要改装门面，陆费伯鸿不同意，后王趁他外出视察时，立即将门面改装一新，并改变正门方向，店内轩敞通明，大家认为很好。不料陆费回来后，对王大为不满，王因此愤而辞职。重要职员在办公室中的座位，他总是亲自看定方向，安排位置。
分局经理和会计，由上海总公司派出。陆费伯鸿物色人选，一定在事先亲自接谈，察言观色，郑重其事。招考人员，亲临面试，察其谈吐举止，结合考分，决定取舍。记得有一次招考职员，有一位大学生，笔试各门成绩都好，经他面试，竟然落选。
抗日战争发生前，中华书局在经济方面，实力已相当雄厚，陆费伯鸿想在出书方面提出较大的计划，嗣以战争发生，未能实现。1941年7月9日他突然患脑溢血去世，终年56岁。董事会按照他生前的遗言，推董事李叔明继任总经理。李叔明曾任万国储蓄会、中央储蓄会总会经理。
综陆费伯鸿的一生，服务社会40年，服务出版业38年，任中华书局总经理职30年。对文化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任职之专且久，是少见的。他编著的书，有《实业家之修养》、《国民之修养》、《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教育文存》及教科书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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