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孟森教授已经谢世，因抗战爆发，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教书。当他得知郑天挺等计划继续完成孟心史的《明元清系通纪》时，就主动把这部抄写工整的史料提供给他们参考。
1958年5月，长期担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金灿然，在部里耽不下去了，调到中华书局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这倒成了中华书局出版工作的一个转折点。金灿然真是个有气度、潜心学殖的总编辑。开初，在上面，他在工作上还能得到当副部长的齐燕铭的支持；在学术界，他得到吴晗、邓拓、翦伯赞、郑天挺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金灿然诚挚地联系他们，他们都热忱地赞助中华书局的工作。吴晗是中华书局最热心的支持者。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当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被后来出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那位阴谋家称为“两大奇书”，逢人赞不绝口。狂热的所谓“大跃进”之后，便出现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米珠薪桂，食品紧张，中华书局为了开展工作，推动学术事业，常常约请学者专家聚会，工作午餐的费用，往往由吴晗以领取审阅费名义支付。吴晗又是当时各项政策的虔诚支持和执行者，1959年秋季，他提出一个倡议，要求有志于写作者来响应党的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写一点东西。他说：“这一年，全民大跃进的一年。我写了十万字左右的杂文，预备出一本杂文集。编了解放前写的一部分杂文，题名《投枪集》，不久可以出版；整理了二十多年前抄的《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约三百万字。”确是如此，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在妻子袁震的协助下，校阅了这三百多万字史料，加了标点，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送请金灿然考虑出版。十分重视学术资料整理辑集工作的中华书局，立即欣然接受了。
1962年，我到中华书局工作，隶属近代史组。虽居“员外郎”，愧蒙一视同仁，给我安静的工作与学习条件。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替老编辑朱彦频整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说来竟是意外，我与辰伯先生有缘。在读、大学时，见到《在创丛书》出版，我不喜欢那《野玫瑰》，而爱看《由僧钵到皇权》。不久见到林同济教授，选了他开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离校后还听他讲莎土比亚，谈战后初露头角的萨特，并得知当年约请吴晗写朱元璋的本意。我当时还在隐蔽的读书会的一次集会上，报告过阅读《朱元璋传》的体会。建国后成立人民出版社，我北来参加工作，1954年，为了发展学术著作，我奉派去访问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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