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在国际传播学研究中受到高度关注，几乎在世界各个区域都有相应的成果出现。虽然介绍到中国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但是真正系统地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还属于凤毛麟角。是不是中国的媒体生态环境不适合运用这一理论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中国传媒业的高速发展、媒体环境的复杂程度在国际上都属于罕见。如何科学地使用媒体引导社会舆情、引导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及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中如何运用媒体整合社会事务等，都是近年来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是传播学者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回答的课题，而广告主如何科学地使用媒体也是摆在传播学者面前的现实问题。相信很多传播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些内容，但是要运用议程设置理论来研究中国的这些现实问题，尚存在无法回避的困难。其一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议程设置理论建构在严谨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由于中国没有现成的相关资料可供利用，研究者必须从最基础的资料收集做起。这项研究需要从媒体、受众两个维度进行一定时期的资料跟踪收集，除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以外，还需要研究者对调查技术、内容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技术等有很好的把握。对国内很多研究者而言，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而当前学界浮躁的氛围和要求短时间内拿出成果的评价体系，使得学者们要静下心来扎实地进行基础资料收集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也许正是由于种种困难，使得这一理论介绍到中国虽然已有20多年，却没能在中国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没有涌现出一定数量的能在国际同类研究中进行对话的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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