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王宫、公宫和宗庙之宫都是城市政治性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其所处的位置必然也十分关键。《吕氏春秋,慎势》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宗庙之宫与公宫当距离较近,《左传,哀公三年》载:“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腧公宫,桓、僖灾。”据此可知公宫与桓宫、僖宫相邻而建。作为具有祭祀祖先功能的宫,除了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外,还要方便国君的使用,与公宫相邻便是必然的选择。
东周时期,国君与卿大夫的居所基本都以“宫”相称,而宫本身表示的是一组独立的具有一定规格的建筑组合。据此推测,在东周时期的城市群中,都城之中心通常应建有宗庙之宫,宗庙周围分布有公宫、夫人之宫和太子之宫等,也有可能夫人之宫和太子之宫涵括于公宫之中,在外围则可能散布着贵族和官吏所居住之宫,而一般性城市之中心位置则可能建有王公贵族或者卿大夫之宫。
2.文献所见“宫”之形态及其内部组织结构的演变
从文献来看,宫在规模和形态上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简约到奢华的演变。《墨子·辞过》载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管子,法法》载:“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上述说法虽然含有当时学者的主观思想,但从客观推测,当接近事实。《吕氏春秋·孟春纪》载:“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国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技术的简陋限制了早期宫室建筑形态和规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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