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能力是无限的
我在山西电影学校上了四年中专，那个学校是山西省电影公司开办的技校，本着为公司培养电影放映员的目的向社会上招生。我们是学校里的第一批艺术生，是因为以前的海报都是手绘的，没有彩喷技术，电影公司需要一些能画海报的人。学校是面向全社会招生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年龄偏大，18岁以上，我在学校里头算小的，开始两年觉得很好玩，但玩了两年之后就觉得很无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何去何从，突然就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当一个人进入到这种状态中就会产生莫名的焦虑和恐惧，这样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决定来北京。我是觉得不能在山西再呆下去，因为再呆下去我的人生就看不到希望了。
1997年我来到北京，刚来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北京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之前积累的所有东西统统都放弃了，直接导致了各种的不适应。当时我爸也不支持我，不给生活费，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报考前班时，兜里就揣着2000多块钱，学校一年要收3000多块钱的学费，我只好跟招生的老师商量，能不能先交一学期，跟人家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收了1750元，就剩300多块钱就是生活费了。那时候住地下室，房租很便宜，交了租还剩下100多块钱，于是算计着过日子，每天吃两顿，一顿小笼包，一顿烧饼，再买一瓶酱豆腐，到现在我还很爱吃酱豆腐，这都是那时养成的“好习惯”。
我当时其实考了好几个学校，有工艺美院、服装学院、电影学院等，我把考学当作一条出路。那一年我人生的主题就是考试，本着无所谓的状态就去了，考完也就完了，最后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北师大）。我说我要去上学，家里人还很不同意，说你都已经工作了，现在去上一个成人教育，这文凭也不知道算数不算数。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上大学，你不支持我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去弄到钱。其实我来北京第一年在工艺美院读考前班的时候就已经在靠摄影赚钱了，当时做图片设计，又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有一阵子还专门给歌手拍照片。上北师大的时候我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甚至还买了装备。我当时在ChannelV…帮他们做活动，慢慢认识了一些歌手，后来混熟了又去拍MV，所以我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都要种个种子。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很辛苦，但也很快乐。我一个月有时候能拍四五首歌，10万块钱一首，差不多年收入有几十万，那时候我还在读书，收入可以说是相当可观。
在北师大的最后一年拍毕业作品，我弄了一部片子叫《星期四星期三》，粗剪版有90分钟，精剪完还有60分钟。那时候我就发现，拍故事片跟我性格里面的一些东西很吻合，这种讲故事的欲望导致我后来不断地尝试写剧本、拍电影，然后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片《香火》。
《香火》是在大同拍摄的。我当时其实已经写出了很多个剧本，这是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原型是我在太原的一个和尚朋友，他是到处瞎混、挺基层、挺生活化的那种和尚，有一段时间他想修个塔，所以老往北京跑，没事就跟我碰个面、吃个饭，跟我讲他修塔的事，比如谁捐了多少钱，修好了别的和尚要抢他怎么做斗争。我觉得这个人物挺有意思的，于是就开始琢磨这个故事。
2002年年底，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剧本写完我就给张献民看，他看完没置可否就放下了。后来有一天，突然韩小磊老师找到我，说我的本子有点意思，问我想不想把它拍出来，他帮我找钱。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但最后忙活了半天钱也没落实。
每个导演刚起步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钱，谁给你投资，投资之后怎么回收等等。我不想空忙一场，最后就决定自己掏钱，纯当娱乐了，反正也就几万块。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拍电影，刚开始还觉得拍电影会更挣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不是这样的，到现在也不是，但因为走到这条路上来了，积重难返。今天如果我还是20岁，我可能选择去挖矿，留在山西想办法干点儿更实在的事情，但那会儿走到电影这条路上去了，都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吗？因为你把时间成本用完了，你只干了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有惯性，很难再改变，就像《拆弹部队》…里的人，即使是那么危险的一个工作也只能继续做下去，他干不了别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选择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特别无奈的事情。
《香火》是我唯一一部跟故乡有关的电影，我不像贾樟柯他们不断地在拍山西，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很感兴趣，说到底，学校里的教育只是局部的，一个人一生当中所接受的教育70％是从父母那儿来的，父母的教育是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儿来的，一脉相承。还有土地的氛围，哪里的人会有哪里的看法，这是肯定的，通过地域判断一个人肯定没错。前一段他们说怎么突然集中出了一批山西的导演，我去韩杰家聚会一看都是老乡，而且都是北师大的，全是师兄弟，前后脚毕业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跟有一个阶段陕西出了特别多人一样，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我分析是大家互相看着，也没觉得很远，比如某个人成功了，就给其他人指出了一条捷径，有可能有这种影响在里面。其实你要看得见它，它就会变成一个可行的东西，比方说我在山西上学的时候，拍电影这个事儿简直跟山西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山西挖煤行，干电影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贾樟柯也是山西人，他以前在山西大学画画的，你就琢磨着这件事情好像并不遥远，你就会建立某种心理联系。之后，我做了导演拍了电影之后，以前跟我一起玩乐队的那帮人现在全都变成了导演和副导演，大家有一种心理路径觉得这个事儿原来可以干。其实所有行业都一样，它都呈现群落效应，为什么温州人都做生意，都是大款，就是地域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最后变成了一种现象，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带动效应。所以我认为，是从贾樟柯开始山西开始跟电影这个行业有了联系。
在山西拍《香火》时我们剧组一共就八个人，当制片的同学找了当地一家破宾馆跟人谈半天，从初一到十五总共给2000块钱还管早晚饭。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帮学生，每个人都很有热情。主演李强是我的同学，当地人，还有一个刘庆苗是从大同过来的，边演戏边帮着协调当地的事情。我们七八个人在县城的老街上拍戏，全靠日光，因为没有办法组织现场，大部分时间里只能采取偷拍的办法。我记得是大年三十开的机，开机头一天摄影机就冻坏了，零下二十几度，电子设备罢工了，赶紧在旁边生一堆火，把摄影机拿过去烤一烤，烤完拿军大衣裹着再投入工作。第一部戏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但是不觉得苦，因为好玩儿，而且拍摄进度也不紧张，晚上回来还能跟大伙儿打打麻将。有很多时候是早上起来才跑去找演员，睡醒了才开始想今天这场戏找谁来演，然后跑到街上看这个卖菜的人挺好，就去问问卖菜一天能挣多少钱，他说一天挣200块，我就说让你演一天戏给你200块钱。好多演员都是这么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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