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这导致的结果是,倘若我们没有卷入与哲学审判相关的各种问题之网,便无法应对后一个问题。一位写本关于柏拉图的书的作者,不可避免会对阅读和写作的本性、自我一认知的可能、灵魂的独特存在、人类生活中含混和悖论的存在等等问题产生关切,而这种关切自然不会亚于这场哲学审判的文本的读者对这些问题所生的关切。
依我看,所以为这些对话写些文字,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是增进阅读——一个人自己对柏拉图的阅读,还有其他人的阅读。因此,衡量一种解释的试金石就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一个人带着相关的洞察和新问题返回这些对话。倘若如此,本书就必须写下对某种阅读方式的说明。同样,至于柏拉图著作的本性和目的,本书也反映出一种特殊的理解,而且,本书所反映的阅读方式或习惯在于,最好是让柏拉图的文本展露出它们自己的重要性。
就某些关键方面而言,这些对话所要求的阅读习惯是文字上的习惯,这同样适用于希伯来《圣经》的描述,或是欧里庇得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这绝不是否认对话中的哲学论证加诸读者身上的解释要求,只是,这是与前面提到的两种文本不同的要求。但是,在柏拉图这里,哲学论证总是深深植根于丰富的文学和戏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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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果,《哲学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