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在特定的现代文化概念的意义上——此处，暂且不论严格地讲在现代文化概念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文化概念——，霍布斯把文明状态(status civilis)理解为自然状态的对立面，文明状态成为所有狭义文化（即所有艺术和科学的教养）的前提，而且它自身以另一种特定的文化为基础，即以人类意志的训练为基础。在此，我们暂且不论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与文化（广义的文化）之间相互对立的看法；在此，我们只强调一点，即霍布斯完全把自然状态描绘成战争状态，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战争的天性并不存在于实际的斗争中；而是存在于众所周知的另外的倾向中”（《利维坦》第十三章）。在施米特的术语中，这种表述意味着自然状态是真正的政治状态。因为，施米特同样认为，“政治”并“不存在于战斗本身当中……而是存在于这种现实可能性所决定的行为之中”（页37）。由此看来，被施米特视为基础的政治就是支撑所有文化的“自然状态”，施米特恢复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所具有的荣耀地位（参见页59）。由此，那个必须规定政治特有的划分的分类问题也有了答案：政治乃是人的状态；事实上，政治这种状态乃是人的“自然的”、根本的和极端的状态。12.事实上，施米特对自然状态的界定与霍布斯有着根本差别。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是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在施米特看来，自然状态则是群体（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对霍布斯而言，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而对施米特而言，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定位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这种差别植根于霍布斯自然状态定义的论战意图：既然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那么它就可望激发人们摆脱自然状态。施米特则以政治状态反对这种对自然状态或对政治的否定。13.在霍布斯的思想中无疑存在着对政治的全盘否定。[224]按照他的学说，自然状态至少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仍然存在下来。因而，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抨击为个人间的战争状态——施米特无疑采纳了这种观点，他的论述表明，在保护与服从的关系上，他明确地追随霍布斯（页53；另参见页46以下）——并不需要对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即人类群体间关系的“自然”性质提出质疑。然而，按照施米特，政治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要求……自己国家的成员随时准备牺牲”（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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