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黄汝成既然为《日知录》的研究付出了长期的艰苦劳作，人们予他以肯定的评价和纪念，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到清末，却有人对此提出非难，断言《曰知录集释》非出黄汝成手，纂辑者应当是李兆洛。此说肇始于光绪间吴县藏书家朱记荣。朱氏在《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跋》中，率先提出了黄汝成窃李兆洛书稿为己有的说法。宣统初，学者李详与之唱和，认为《曰知录集释》系李兆洛与吴育、毛岳生等人共撰，“借刻于黄氏”。对朱、李之说，尔后的《日知录》研究者虽多不以为然，但它毕竟以一家之言而存在于学术界，且未予以否定。尤其是迄今评介清代文献的一些有影响的论著，诸如已故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来新夏先生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都还给他留有一个席位。因而把历史真相考察清楚，不仅可以为黄汝成辩诬，而且也可以澄清历史文献研究中一个讹传已久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朱、李二位之于历史文献学，都是曾经做出过贡献的人。对《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他们所提出的上述说法，也并非杜撰的无根之言。问题在于他们据以立说的依据是否可靠，形成此一认识本身在方法论上又是否科学。关于资料来源问题，朱先生未予展开，而李先生在所著《愧生丛录》卷二中，则罗列得很清楚。好在文字不算太长，为便于讨论，兹全文引述如后：
《李申耆先生年谱》三卷，附《小德录》一卷，排印本，阳湖弟子蒋彤编。中有二事，录以备考，是昔所未闻者。一云：“道光癸巳（十三年——引者）夏五月，始校刊顾氏《日知录》。先是嘉定钱氏大昕评释《日知录》百数十则，生甫（毛岳生，字生甫。——引者）录以示先生，乃谋推其义例，通为笺注，有资实学。嘉定黄潜夫汝诚（诚字误，当作成。——引者），肯任剞劂之费。既又得杨南屏诸家，皆尝用功于是书者，有可采录，悉收之。山子（吴育，字山子。一引者）、生甫分司之，彤亦与校雠焉。”案：今传《日知录集释》，题嘉定黄汝成名。
谱又云：“十四年四月，刊《日知录》成。生甫又为《刊误》。”今黄氏《集释》亦附有《刊误》。是先生此书，与吴、毛诸君共撰，借刻于黄氏，此不可不知也。
乍一看去，李详先生之说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似乎《日知录集释》应为李兆洛主持纂辑，参预其事者为毛岳生、吴育、蒋彤，而黄汝成只不过提供了刻书经费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然。只要我们稍事搜寻，比照有关史料，即可看到，无论是蒋彤之所记，还是李详据以做出的判断，要用来否定黄汝成的纂辑地位，都是经受不住历史真实检验的。
首先，在李兆洛的现存遗著中，寻找不出任何足以说明他主持纂辑《日知录集释》的证据。固然，李兆洛一生正是以表彰先贤遗集，致力纂辑而著称。因此，凡由兆洛纂辑，或经他表彰刊行的前哲著述，诸如《皇朝文典》、《骈体文抄》及《邹道乡集》、《瞿忠宣集》、《绎志》、《易论》等等，他皆撰有序跋、题记一类文字。然而，唯独就不见表彰《日知录》的记载。尤其不应忽视者，在一部26卷的《养一斋文集》及《续编》中，竟然没有一篇专门探讨顾炎武学行及《日知录》的文字。仅在《文集》卷四《顾君（广圻）墓志铭》中，偶一提及“亭林先生罗列改书之弊”寥寥数字而已。这样一种情况，恐怕同《日知录集释》纂辑者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此外，他的高第弟子薛子衡所撰《养一李先生行状》，其罗列兆洛纂辑书目，也无《日知录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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